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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奎恩警官咕哝着说:“你相信你跟麦凯尔说的那套ABC和D跟X的歪论吗?”

  “有可能啊。”

  “会有人犯下七件谋杀案,只为了其中有干系的一件,而其他都只是烟幕?”

  “有可能。”

  “我当然知道有可能,我是问你相不相信!”

  “如果有一个人和七件谋杀案中的一件有关,你敢保证其他几件一定不是他干的吗?”

  警官耸了耸肩膀。

  艾勒里把一条脏手帕丢到了沙发上去。

  “就拿赛莱斯特和吉米来说好了,他们两人找上门来的方式,从逻辑上来说已经构成可疑的条件。而且,他们彼此透露不利于对方消息时那一副无辜、无私的样子,更加深他们的可疑程度。即使如此,我仍然愿意继续相信——我不相信怪猫就是他们两人其中一个。不,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也许,”艾勒里说,“也许我脑袋太久没用,已经生锈了。你认为呢?”

  “你还没有说服你自己。”

  “你呢?”

  “问我之前你自己先回答!”

  “也许我就是在问我自己呀!”

  警官伸手去拿他的帽子,板着脸,说:“我到下城去。”

  §第六章

  卡扎利斯那一方面的调查马上就搁浅了。

  根据卡扎利斯医生原来的计划,这项精神医学的调查应该是集结当地所有专科医生,像一个规模庞大的船队一样,经由统一的指挥,各自远征捕鱼。可是,没多久就看得出来,远征的路线需要重新规划。因为,看起来每一个专家都想当老大,就像日本人一样,紧守自己的鱼网.渔线以及渔场的神秘,每个人都把渔获看做是专属自己的财产,不让其他渔人分享。

  不过,说句公道话,他们如此踌躇、顾忌,理由实在是出于职业道德,因为医生与病人间心理告白的神圣性是不容侵犯的,甚至其他科别的医生也一样。关于这第一项难题,卡扎利斯医生提出沿用医学界发表病例的模式来克服。每一名精神科医生都各自去查阅他所有的档案,以最粗略的方式先挑出所有可疑的病例,在誊写这些病例的副本时,把所有会暴露病人身份的地方都加以修改,只留下病人姓名的缩写供咨询之用。大家都同意这个做法。这些病例一旦建立,由卡扎利斯医生挑头、共有五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就开始运作。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考察每一个案例,退回经他们讨论不可能成立的案子。按照这个方法,很多被过滤掉的人就不会有隐私得不到保障的顾虑了。

  可是,意见在这里又出现了分歧。

  剩下的那些案例要怎么处理?隐瞒身份只能做到这里为止,再来就非得暴露姓名不可了。

  调查几乎就要在这里触礁沉船。

  即便诊疗问讯的过程能做到完全保密,对卡扎利斯医生计划所要找的可疑分子,基于医疗的理由,也不能用一般警察对待撒大网之后逮到的嫌疑犯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在奎恩警官的指挥调度之下,300多名刑警,奉命不惜一切调查本案。自6月初开始,每天早上搜捕来的嫌疑犯中除了有吸毒者、酒鬼、强奸犯和有犯罪及刑罚记录的精神病患者,也包括了流氓、小偷和各种各样所谓的“可疑分子”——这个项目在来自内部的压力之下,在三个月中膨胀到令人惊心的程度。

  随着气温的居高不下,警方的挫折愈来愈大,相对而言,民权的保障也随之萎缩。来自各方的抗议喧嚣不断,法院里则是状纸满天飞;民众哭号、政客叫喊、法官咆哮。但是,调查工作仍在这一片混乱中持续进行。卡扎利斯医生的同行们本来极不愿意将他们的病人交给警方侦讯,他们质问,在这么狂乱、躁动的气氛下,把病人交给警方将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担心即使只是简单的侦讯都会对许多病人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些病人正在接受心理和情绪调整的治疗,现在只为了知道可疑分子是否和怪猫有关系,他们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来的努力成果,可能在警方不到一小时的侦讯过程中就付诸东流。

  此外,还有其他的难题。这些人大部分在文化版图上都赫赫有名。许多人不是社会名流,就是出自名门望族。

  而其中,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人又占了大多数,有戏剧界、商业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精神科医生们说,不管这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绝对不能把这些人当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对待。怎么侦讯他们?可以问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问题必须避免,而且由谁来决定?

  谁负责讯问,而且在何时、何地?

  整件事看起来好像行不通。

  大约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多数人都满意的解决方式才出笼。这个办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认没有一套单一的操作标准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所以结论就是:必须针对不同的病人量体裁衣。

  于是,卡扎利斯医生主持的五人委员会便和奎恩警官合作,在不暴露侦讯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谨慎地拟出了一份主要的侦讯问题。每一名参与这项调查的医生都会收到一份列为机密等级的副本。然后,各个医生便在自己的诊所,对他认为有嫌疑却不适合交给其他人处理的病人自行在诊疗时间进行询问。他们也同意将诊疗的内容提交给委员会。而那些经医生判断可以交由他人访谈而不致危害医疗过程的病人,则由五个委员中任何一人的诊所内直接处理。除非在医疗询问的最后阶段有证据显示其必要性,否则警方不可与任何一名病人接触。即使真正到了这个阶段,重心也都是放在如何保护病人上,尽量避免为追查物证而折磨当事者。此外,对嫌疑犯的调查程序必须尽可能间接通过他人进行,而不能直接问他。

  在警方看来,这种做法愚蠢至极,令他们十分不快。然而,正如已经开始露出疲惫状态的卡扎利斯医生对警察局长和奎恩警官所说的,除非如此,否则就根本不要调查了。

  警官无奈地两手一挥,他的长官则仍旧彬彬有礼地说,他原本期望的是一个可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远景。

  显然,市长也是这么想。在政府一次不愉快的会议当中,卡扎利斯医生一点儿都不肯让步,坚持他和其他参与这项调查计划的医生都不再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我以我的专业经验对你发誓,市长先生,只要有一个病人的名字泄漏给新闻界,整件事情就立刻完蛋。”

  市长愁容满面地回答:“是,是,卡扎利斯医生,我在这之前没想清楚。祝你一切顺利,请继续努力,好吗?”

  可是等精神医生一离开,市长就对着他的机要秘书恶毒地批评了他一番:“简直是该死的埃勒里·奎恩那一套的翻版。对了,贝蒂,那个家伙最近在搞什么名堂?”

  市长的“特命调查员”最近在搞的名堂就是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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