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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我有点累,但还过得去。孩子们出去了,妈妈今天一整天也和朋友出去了,所以,如果家里没人的话,我想在这儿再多待会儿,等到不堵车了,我再回去。”

  “你妈妈出去了?那你的鸡汤怎么办?”

  “妈妈不是个小题大作的人,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那样对我,她已经给我做了足可以喝两天的鸡汤。做完今早的燕麦粥她也该去休息休息了。现在她在植物园,和朋友在一起,看看花草,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从佩德罗的案子里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你。我正在等一个证人的母亲,她不来的话,我们不能询问那孩子。她的孩子因涉嫌谋杀被关在警察局。这案子着实令我头疼,玛吉。”麦克语调沉重,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最后一个案子竟然是这样的,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年头儿到底是怎么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街上抓坏蛋以保证孩子们安全成长,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自己倒不安全了,而危险的源头正是现在的孩子们!”

  “你太累了,麦克。让那个母亲明早再来,我们俩回家安安静静地过一晚上,好不好?”

  “我倒希望这样。”他清了清嗓子,“我不该听你的话打消了这个星期申请度假的念头。如果我去度假了,就会有别人来接这件案子,而我还是继续办那件掘墓案。知道吗?墓地的主人把旧坟挖掉再把地卖出去。这案子的确有点古怪,但它不涉及杀人。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他挖出一堆堆的白骨时,把他当场抓住,公布于众,然后结案。”

  “你要度假并不需要我批准。”我说。

  “可如果我留在家里,而你在上班,那又有什么意思?”

  我打断他:“不久前我打电话给你,你还在话筒里为我唱歌来着。”

  “我现在可没那心情了。如果那个母亲出现,我可能会大半夜都待在这儿,审问那个14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参与佩德罗一案,那家伙只不过是想去找个小婊子消遣一下而已。”

  “麦克!”

  “别企图阻止我,我们并不是在污辱一个纯洁的小姑娘。她已经有两次卖淫记录在案了,并且有了孩子。”

  “可她也是个孩子,麦克。”

  “她是个小妓女!我一点都不因为她只有14岁而心软。她1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做坏事。佩德罗根本不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档案,让我们把她当做一个成人来对待。”

  这下我无话可说了。

  “你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玛吉。”

  “我当然了解。”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没有人在家,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说。

  “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 3

  每个工作日结束,那些往返两地的上班族离开洛杉矶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之后,另一帮人便会从阴影里走出来“占领”它。他们是一些酒鬼、吸毒者和四处流浪的疯子。他们带着装在棕色纸袋里的瓶子,把被子背在身上,“宣布”市民中心大楼的这块草地和人行道为其所有,在上面恣意妄为。

  我就是在这个“换班”时刻来到市中心的。这时,那些上夜班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都将“消失”,这儿就将开始黑社会的嘉年华会。

  我在小东京下了车,穿过第一大街走向警署——洛杉矶警察局那幢蓝色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它“玻璃房子”。这个绰号没有倾注人们丝毫的喜爱之情,也无所谓尊敬或者是恐惧。

  警署大楼正在慢慢地下沉。二十余年的缺乏保养、连续的地震,再加上过度使用,使这个一度值得游览的大楼成了让市民们感到尴尬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城市状态的一个标志: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再愿意花费力气和金钱去保持所谓的脸面了。

  一项新的决议说这幢大楼已无法修补,应该拆除。但与此同时,警察们却不得不凑合着仍旧在这里办公。他们要躲避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砖块,小心破损的地板;他们对墙上的裂缝和破洞已熟视无睹。他们靠着老式的电器设备和并不充足的电话在这个信息时代“活”了下来。

  我穿过那些等待自己的亲人出狱的家属,朝正门走去。他们有的懒懒散散地坐在门前肮脏的草地上,有的坐在为因公殉职的警察建造的纪念碑上,有的吃着快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大麻烟味。

  接待员看了看我的新闻证件,示意我进去。我一直走到三楼麦克工作的刑侦科才停下来。

  在门口,有一打左右的旁观者像我一样被挡在了门外。里面有一个四人新闻工作小组正在工作:一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记者。记者挎着一个电池包,他那时髦的茄克衫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扭扭曲曲,一个项链样的小麦克风被他当做了领带夹。

  我认识那张脸。他叫亨利·雅各布,资深城市记者,与我在同一个电视网工作。

  在办公室里,麦克·弗林特坐在他的椅子上。大约有八九个老侦探坐在他的旁边。他们都穿着短袖衬衫,而且都在放肆地开怀大笑。我正好站在门口最佳的观察位置上,发现麦克·弗林特那双擦得黑亮的皮鞋似乎是注意力的中心。

  亨利·雅各布面对摄像机,用一种深沉的有点做作的语气读起来:“小偷是晚上溜进来的。它大胆地闯入了警察局的中心地带寻找猎物。一夜又一夜,它通行无阻,这真是对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坚——刑侦科的一个绝妙讽刺。最后,犯罪者的贪婪使它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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