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猛犬(23)_弗·福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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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人们把多尼戈尔叫做“上帝忘记完成的一个郡”，那儿只有几棵树，都向东弯着腰，不断吹来的北大西洋的风把它们吹弯了。　　他的父亲开了一家亚麻厂，生产优质的爱尔兰亚麻。在那个小地方，他算是当地的乡绅了。他是个新教徒，而几乎他所有的工人和当地的农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这两种教徒从不交往，所以小卡洛不和别的孩子玩耍，却在马群里和马交上了朋友；那儿是一个多马的乡村。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就会骑马了。五岁时，他自个儿就有一头小马驹。他还记得他骑上那头小马驹到那个村子的老萨姆·盖利先生开的糖果铺去买半便士水果粉。　　八岁时，他在母亲的催促下，被送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是出身富家的英格兰人。因此，在以后的十年里他学做一个英格兰人。实际上，无论是说话还是姿态，北爱尔兰人的痕迹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假期里他回家去，又跑进荒野，走向马群，可是卡塞尔德格小村附近和他同岁的人他却都不认识，所以假期里虽然他很健康，却觉得十分孤单，他时常久久地在风中策马飞奔。　　二十二岁那年，他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当一名中士。正在这时，他的父母在贝尔法斯特的公路上因撞车身亡。他回家奔丧，那时他腰系黑皮带，打着绑腿，头戴突击队员的绿色贝雷帽，出落得十分英俊。丧事过后，他把衰败得行将破产的亚麻厂卖掉，封上家门，又回到朴次茅斯【注：别名庞培，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汉普郡。】去了。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在海军陆战队服满了五年兵役后，又回去过平民的生活。他混过好几个差事，直到后来被一家影响遍及非洲的伦敦贸易公司录用当职员。在伦敦见习期间，他懂得了公司的组成，懂得了做交易和积累利润，懂得了建立控股公司和在一家谨慎的瑞士银行开户头的价值，他懂得了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他升任该公司乌干达分公司的副经理，他就是从那儿悄然离去，开车进入刚果的。就这样，最近六年他过着一个雇佣兵的生活，时常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充其量也不过被看做是一个受雇的士兵；说得最难听的，是一个雇佣的刽子手。麻烦在于一旦他以雇佣兵闻名，就休想再回头了。　　在公司里谋一个职位并不是问题，可以办到的，必要时甚至化个名就可以。再说，即使处境每况愈下，他也可以去当卡车司机、警卫，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坐在办公室听候一个身穿深灰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的吩咐；眼望着窗外，却回想起丛林地区。那摇曳的棕榈树、汗味儿和火药味，把吉普车拉过桥时人们发出的抗议声，在进攻前令人毛骨悚然的枪炮声，仗打过后因还活着而发出的粗野残忍的欢笑声。回想着这一切，再回头去理账和赶上下班的火车，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干这样的工作，他会苦恼至极。因为非洲就像一只采采蝇一样咬人，一旦毒汁进入血液，就永远也不能除去。　　就这样，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几支烟，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儿。　　§　五　　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间信息，包括第一流的雇佣兵的姓名地址，在伦敦是必定可以设法了解到的。唯一的问题是要知道从哪儿开始找，向谁打听。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沉思了一个钟头，然后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舰队街”。通过在伦敦最大的一家日报社采访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进剪报图书馆，请档案保管员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报册。他花了两个小时研读那些代办处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过去十年英国各报有关雇佣兵的剪报。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刚果、也门、越南、高棉、寮国、苏丹、奈及利亚和卢安达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社论、特写和照片。他把它们都看了一遍，并且对作者的名字特别留意。　　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去寻找某个雇佣兵的名字。因为反正他们的真名、假名、化名、绰号实在太多，他有点怀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寻找一个研究雇佣兵的专家的名字，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记者，他们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是精通的。这样的作者能引导他走出迷宫，不被对手的自诩或者尚未证实的功绩所迷惑，而能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来。看了两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寻求的名字，尽管以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人。　　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他显然是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作者似乎对他所写的内容很了解，并且提到出生在十几个不同国家的雇佣兵。他既不对他们加以溢美之辞，也不过分渲染他们的经历来耸人听闻。恩丁记下了这个作者的姓名和登载那些文章的三份报纸。看来这个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他又挂了一个电话给那位报界的朋友，终于打听到那个作家的住址——在伦敦北区一套小公寓里。　　当恩丁离开曼森大厦，从地下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柯维蒂”车时，已夜幕四垂。他驾车向北开去，寻找那个作家的公寓。到那儿时，他看见公寓的灯已经熄灭了，按门铃也不见有人答应。恩丁希望这个人别出国去，而住在地下室的一个女人证实他并没有出国去。他看见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漂亮，心里很是高兴。他希望这个记者就像任何一个自由撰稿人那样手头拮据而希望捞点外快。他拿定主意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八点刚过，西蒙·恩丁就又去按那个作家的电铃。半分钟后，从装在木框上的铁格子窗传来叮当一声。　　“你好，”恩丁对铁格子窗说，“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我是一个商人。不知道是否能和您谈谈？” 　　门打开了，他上了四楼，那儿有一扇门向着楼梯口的走廊开着。站在门里的是他昨天来找过的那个人。当他们在客厅里坐定时，恩丁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是中心商业区的商人，”他撒起谎来倒口齿伶俐，“我来这儿从某些方面说来是代表一个国际财团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共有的，就是我们在西非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 　　作家谨慎地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　　“目前，不断传来那儿可能发生政变的报告。那个总统是个温和派，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政绩不错，深得民心。我的一个生意朋友听他的一个工人说，如果发生政变，很可能是共产党支持的。听懂我的话了吗？” 　　“懂，往下说。” 　　“好，人们认为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支持政变，除非政变发生得太快，使他们不知怎么才好，军队里群龙无首。换句话说，一旦政变发生，如果大部分军队看到政变会成功，无论如何，他们是会去支持政变的，可是，如果发生政变而成败参半，那么军队里的大部分人——我们可以肯定——是会支持总统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经验表明政变之后的二十小时是成败的关键。”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作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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