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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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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这是一种受到高度珍藏的物品，也是财富的一种象征。到达科威特的士兵很快就拥有了手表——他们是白白拿来的。但贝都因人这个词语来自于比顿，意思是“没有”。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他那只空着的手去拍他那件沾满了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那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是从他的卡车上搬来的一只西瓜那样的感觉。 “别碰我的睾丸。”老贝都因人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的老婆才能碰我的睾丸。”贝都因人说。其中两名战士大声哄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的步枪，其它人也学着做了。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当心点，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即使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微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因人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所有六个人都去看它。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他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在一起喝酒。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这是危险的间谍行动。当他的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随从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议题又冒了出来了。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人物吧。” 一九六七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做一次性的和最后的算账时，德洛尔作为一名不到二十岁的战士，曾经在沙漠中蹲伏在他的巴顿坦克下等待着，他还记得外面的世界是如何把它局限在“啧、啧”的咕哝声中。 在一名二十岁的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它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了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到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得，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忧虑得使劲绞手，但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了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指责以色列是靠恶棍战术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像戴维·本·古瑞安那样的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那种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属同一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由他手下的一名教官向新招聘的特工学员讲课。但当他听到教员使用了“友好的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情的，除非也许是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知道该如何去对付的。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能发觉吗？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我们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忽视了某一个人。 ＊＊＊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生产和出售筑路机械的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由伊拉克的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那样，他也下榻在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包含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幸好他保持着冷静，坐下来，去理事情的头绪。举例来说，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的，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的父亲像塞缨尔·霍洛兹维那样是于一九三五年从德国到达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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