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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早先的KGB，是一个庞大的间谍、镇压和控制的机构。它只有一个主席，但是它的任务却很多。因此，它不得不再细分为总局、局和部三级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第八总局和第十六局，这两个部门都负责电子侦察、无线电拦截、电话窃听和间谍卫星。 　　因此，这两个苏联的机构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组织或英国的国家通信总局（GCHQ）。 　　对于KGB的老手，例如安德洛波夫主席，电子情报收集属于高科技，他们几乎不懂，但是至少承认它的重要性。苏联的各种技术都与西方有数年的差距。但是，与间谍有关的军事技术是特殊例外，当局为第八总局购买了最新、最好的高技术设备。 　　戈尔巴乔夫把KGB这块整体分解后，第八和第十六局合并，重新命名为国家通信信息的联邦机构（FAPSI）。 　　FMI早已配备了最先进的计算机，集中了国家最好的数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以及任何可以用钱能买到的截取技术。共产党下台之后，这个耗资巨大的机构遇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缺乏资金。 　　引进了私有化制度之后，FAPSI到开放市场去寻找资金。它能为新兴的俄罗斯商业提供从国内外竞争对手那里截获的（偷来的）商业情报。到一九九九年为止，至少有四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商业机构可以雇佣政府部门监视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外公司的活动，监视外国人打的每一个电话，所发的每一份传真、电报，或者每一次无线电发射。 　　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预计，无论蒙克在什么地方，他总要与派他来的人取得某种形式的通信连系。这不可能通过他的大使馆，因为大使馆已经处于严格监视之中，他打的每一个电话都将被窃听和追踪。 　　因此，格里申推断，他肯定带来了，或者在莫斯科弄到了某种类型的通讯发射机。 　　“如果我是他，”一名被格里申高薪聘来的顾问——FAPSI高级科学家说，“我将使用一台电脑。商人一直使用这种计算机。” 　　“一台能接收并发射信息的计算机？”格里申问道。 　　“当然了。计算机与卫星通话，这就是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的用途。” 　　“通信量肯定很大。” 　　“是的，而我们的计算机的信息处理量也很大，这只是个信息过滤问题。计算机发出的信息，九十％都是聊天，白痴们之间互相交谈，九％是商业性的——商业公司相互讨论产品、价格、进展、合同、交货日期等等。只有一％才是政府的信息。那一％的信息过去常常占据了空中一半的通信量。 　　“加密信息占多大的百分比？” 　　“所有的政府信息和一半的商业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但是我们可以破译大部分的商业密码。” 　　“我的美国朋友会在哪里发射信息呢？” 　　那位FAPSI军官的全部工作生涯都是在隐秘战线上度过的，不用细想他就知道该怎样回答。 　　“很可能是混在商业信息里面，”他说，“我们知道信息来源，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虽然我们无法撬开它，但是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哪个大使馆、公使馆或领事馆。你说的那个人在这些地方吗？” 　　“没有。” 　　“那么，他很可能使用的是商业通讯卫星。美国政府的机器，主要是用来监视我方的行动，并偷听我们的谈话。但是，它们也携带外交信息。现在，天上有几十颗商业卫星在运行；公司可以租用一定的时间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进行通信。” 　　“我认为，我要找的人是在莫斯科发送信息的，很可能也接受信息。” 　　“接收信息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卫星对我们发来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能接收，无论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是在克里米亚半岛。如果，知道他发射的时间，我们就能找到他。” 　　“这么说，如果一家俄罗斯商业公司要你找到发送信息的人，你能找得到吗？” 　　“也许能，但费用将很高，取决于人工时间和计算机使用的时间，都是按小时计算费用的。” 　　“一天二十四小时，”格里申说，“你有人吗？” 　　那位FAPS科学家凝视着他。这个人在谈论几万美元的生意，“这个定单真不小。” 　　“我不是开玩笑。” 　　“你想要信息吗？” 　　“不，只要发信息人的位置。” 　　“那就更难了。如果我们截获了信息，我们可以从容地研究它，花时间去破译它。信息发送的在线时间仅为一毫微秒。” 　　蒙克与尼古拉耶夫谈话后的第二天，FWII抓住了目标点。 　　“他发信息了。”他说。 　　“你得到了信息吗？” 　　“是的，但是它不是商业信息。他是使用一次性发射台发射的，无法破译。” 　　“这个消息不太好，”格里申说，“他从哪里发射的？” 　　“在莫斯科市区和郊区。” 　　“太好了，这么小的地方。我需要确切的发射大楼位置。” 　　“耐心点。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他所使用的卫星。它可能是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国际通信公司的两颗卫星中的一颗。当时在地平在线有一颗卫星。以后我们会集中精力注意它们的。” 　　“就这样做。”格里申说。 　　＊＊＊ 　　六天来，蒙克躲过了格里申派在街上的盯梢。爱国武装联盟的公安头目感到迷惑了。那个人总是要吃饭的。他要么是躲在某个小地方，这样以来，他就无法进行破坏活动；或者他经过精心的化装，打扮成一名俄国人四处走动，这样他不久就会落入法网；或许他与大主教徒劳地接触一次以后又悄悄溜出去了。或者他受人保护，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化装后四处走动时有警卫保护他。但是保护他的人究竟是谁呢？阿纳托利·格里申仍然未解开这个谜。 　　＊＊＊ 　　奈杰尔·欧文爵士在里茨与普罗宾博士谈话两天之后，他乘飞机进入了莫斯科。陪他一起来的是一名翻译，虽然他曾经掌握了俄语的应用知识，但是太生疏了，不能用来进行棘手的讨论。 　　他带回到莫斯科的那个人就是那位会讲俄语的退役军人布莱恩·马克思，这一次马克思在他的真护照上的名字是布莱恩·文森特。在移民局检查关口，护照检查员将两个名字都输进了计算机，记录表明他们最近没有来过俄国或者均不是常客。 　　“你们是一起的吗？”他问道。有一个人显然是级别较高的人，他是瘦高个，白头发，他的护照上写着他是七十多岁了；另一个人接近四十岁，穿着黑色的西装，看起来很健壮。 　　“我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文森特说。 　　“我的俄语不太好。”奈杰尔爵士用非常生硬的俄语抱着希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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