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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鬼的是法国哪里管你这些呢？镜子里的面孔也凝望着镜子外的面孔，相对无言。因为两者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 　　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 　　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哩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塞纳-马恩省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八月十一日早晨九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警报器按个不停，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 　　§　九 　　那天午前，法国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坐在办公桌前忧郁地望着窗外洒满了阳光的圆形庭院。庭院的出口处有两扇装饰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徽的铁门，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广场。从郊区公路和马利尼大道来的车流，按照站在广场中央的交警的指挥，围绕着广场川流不息地行驶着。 　　从米罗梅尼大道和索赛路驶向广场的车流，同样地按照交警的指挥通过广场。 　　这位交通警察像一个斗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来的车流，当做一只只大公牛引来引去。他是那么安详、沉着，既庄严又老练。他那种有秩序的单纯的动作，以及他执行任务时充满着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内政部长的羡慕。 　　在内政部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欣赏着他们的伙伴们在广场中指挥车流的艺术。 　　他们站在八月炎热的太阳下，背上背着手提机关枪，从两扇铁门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保护着内政部，以免遭到外来的狂热分子的侵袭。他们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职业也有保证。内政部长对他们那种单调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羡慕不已。 　　他听到背后有纸张沙沙作响，于是掉过转椅来面向着办公桌。桌前那个人合上档案夹，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摆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彼此对望着一声不响，只有对着门的壁炉架上镀金的钟的嘀嗒声和外面波伏广场上车辆的喧嚣声打破了寂静。 　　“喂，你认为怎么样？” 　　让·杜克勒是戴高乐总统警卫队队长，他是法国精通一切保卫问题的最卓著的专家之一，特别是在保卫个人安全防止暗杀方面最有专长。这就是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六件谋杀法国总统的阴谋都在执行中失败或在准备过程中就被揭露了。 　　“罗兰是对的，有道理。”他最后说。他的话语很平静，不动感情，斩钉截铁。 　　他好像是在判断一场要进行的足球赛，预测其结果似的。“如果他所说的情报属实，这一阴谋的危险性将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根本不和任何人接触或交往，那么，全法国保安机关的整个档案系统，和打进“秘密军队组织”的全部特工人员将全都变得无能为力了。而且，那是一个职业刺客。 　　正像罗兰所说的，那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过去向着窗户。他这个人是不容易发怒的，可是在这八月十一日上午他却被触怒了。多少年来他是夏尔·戴高乐的事业的忠实追随者；除了表面上显得富有才智并且温文尔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汉子，这种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长的席位。那双聪慧的蓝眼睛既温柔动人，又冷酷无情，坚实的胸膛和肩膀充满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欢有权力的男人的妇女为之心仪。可是今天，在罗杰·弗雷伊的脸上，那亲切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 　　以前，戴高乐派为了生存，要对付美国的敌视者、英国的异己者、杰拉尔德党的野心，以及共产党的残暴，他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在十八年中他们所追随的那个人，两次从流亡中回来，回到法国的最高职位上。但在最近两年内，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所对付的人是两次帮助过这位将军重新掌握政权的军人们。就在几分钟以前，这位部长还曾想过最后的斗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认为他们的敌人已经陷入到虚弱而无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个瘦弱而发狂的上校，在罗马布置了一个计划，打算杀害戴高乐，继而摧毁这座巍峨的大厦。 　　很多国家的制度，使得在一个总统去世或一个国王放弃皇位以后，能安全度过难关。就像几年前的英国以及美国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种情况。但是罗杰·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九六三年法国的制度却没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法国总统去世，其后果只能带来兵变和内战。 　　他继续望着窗外的庭院，说：“必须通知总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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