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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放下去是很容易的，因为尸体的四肢是软绵绵的，弯曲过来，可以很方便地放到箱子里。再等几个小时尸体僵硬以后，就会和装进去时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子的底部。 　　豺狼接着开始把拿出来的东西再放进箱子里去，有假发，有女人穿的内衣等等，任何比较小而软的东西都塞在尸体四肢的空隙间。上面再放些化妆用的刷子以及各种油彩，最后装进去的是一堆剩下的化装膏罐子、两件女睡衣、各色毛衣和劳动布裤子、一件晨衣和几双黑色的网状丝袜子。这些东西把尸体盖严了，把箱子装得满满的。豺狼使了点劲才把箱子盖盖紧，扣好了搭扣，上了锁。 　　在全部过程中，豺狼拿瓶子和罐子时，他的手都是用一块布包起来工作的，而这块布则是从他自己的提包里拿出来的。他现在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及所有箱子的外表都擦拭一遍，再把原来放在桌上的一迭五英镑钞票放进衣袋里，擦了擦桌面，并且把它放回到他刚来时见到的靠墙的位置上。最后，他关了灯，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几分钟以后，他拿出烟盒来，把剩下的十支倒了出来，放进他的上衣旁边的一只衣袋里，用空盒做烟灰缸，吸完了一支烟以后谨慎小心地把烟头放进烟盒里。 　　他并不幻想这个造假证件的人失踪后会永远无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一个人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转入地下一阵或出国一些日子。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注意到他突然不再去他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么，大概他们会认为是由于上述的原因。 　　过一段时间后会开始寻觅他，首先到同证件伪造者拍摄色情照片生意有关的人当中去寻找他。其中一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会到这里来。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被上了锁的门挡回去。任何破门而入的人则必须仔细搜查整个房间，砸开箱子上的锁，把里面的东西倒空才能找到尸体。 　　他思考着，如果是黑社会的一个成员这样干的话，他大概不会去报警；他会以为造假证件的人大概触犯了某个黑帮头目。任何一个仅仅对色情照片感兴趣的发了疯的顾客在盛怒之下杀了人，都不屑于如此细致地把尸体掩藏起来。不过，最后即使警察局知道了，那毫无疑问会把造假证件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这时酒吧间的侍者也许会回忆起八月一日那天傍晚此人和一个身穿格子上衣带黑眼镜的高个儿在一起。 　　但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会查验死者在银行里的保险箱，况且他还不一定用他的真名实姓在银行里登记租用保险箱呢。 　　他回忆在两个星期以前他在那家酒吧间里向侍者要了两杯酒，再没有讲什么话。 　　侍者有可能回忆起有一个外国口音的人要了两杯啤酒。警察也可能敷衍塞责地着手寻找高个儿外国人，但是最多只能发现他是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比利时警察要找到豺狼还远得很呢！前前后后考虑了一番以后，他觉得这样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这对他来说是足够的了。杀死一个造假证件的人就像捻死一只螳螂一样简单。 　　豺狼很安心地抽完了第二支烟，他向窗外望望，狭窄的街道已经很黑了。其时已经是九点三十分了。他静静地离开照相馆，把外面的大门锁好。当他走出街道时，没有遇到一个人。再走出半里路，他把那串钥匙扔进路旁的阴沟里，听到了阴沟里水溅起来的声音。他回到旅馆里，赶上吃晚饭。 　　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在布鲁塞尔近郊工人们常去的商店里进行采购。他在一家专卖野营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统羊毛袜，一条斜纹粗布裤子，一件格子羊毛衬衫以及一个行军袋。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细绳、一把猎刀、一罐粉色油漆和一罐褐色油漆。他本想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大的“蜜汁”西瓜，但是，他没有买，因为经过一个周末，西瓜会烂掉的。 　　回到旅馆以后，他用新的驾驶执照（同他的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护照一致了）租了一辆次日早晨用的自己驾驶的汽车。他设法让领班为他周末在沿海的一个休养地订了一个带洗澡间的单间住房。尽管在八月里旅馆的房间很难搞到，但领班还是替他在一个海滨小旅馆里找到了一间房间。从这地方远眺能望见渔港的美丽景色。他打算在海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　七 　　当豺狼在布鲁塞尔采购的时候，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罗马的邮政总局煞费苦心地询问国际电话号码。 　　由于不懂意大利文，必须找一个邮局的话务员帮忙，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能说法语的职员同意帮忙。科瓦尔斯基很费劲地向他解释说，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人打电话，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人的电话号码，至于姓名和地址他倒是晓得。这个人的名字叫格尔茨鲍斯基。可是这位意大利职员听后茫然不解，他只好要科瓦尔斯基把它写下来。科瓦尔斯基依样照办，但这位意大利人凭自己的习惯简直不相信居然有个名字起头会是格尔……因此他对国际电话交换站的接线员说话时就把它读成格烈鲍斯基。接线员告诉这位意大利人说，翻遍了马赛的电话簿上也没有约瑟夫·格烈鲍斯基这样一个名字。职员只好转告科瓦尔斯基说，没有这么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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