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德萨档案(6)_弗·福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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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一辆德国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到达海法。使这个消息长时间保密是困难的，牵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萨在一九六二年的后几个月已有所发现，并立即通知埃及人，它在开罗的间谍跟这些埃及人是有极其密切的连系的。　　一九六三年后几个月，事情发生了变化。十月十五日，康纳德·阿登纳，这个波昂的狐狸，花岗石脑袋的总理辞职并退休了。阿登纳的位置为路德维格·艾哈德所取代，他作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是颇能赢得选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的。　　还在阿登纳当政的时候，西德内阁内部就有一帮人吵嚷着要搁置以色列武器密约并在供应开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总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他们安静了下来，也正是他的权威使他们继续保持安静。　　艾哈德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赢得“橡皮狮子”的雅号。他一上台，以外交部为基地，始终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关系的那一帮反对武器密约的人又吵嚷起来了。艾哈德吓得发抖。但问题的症结是约翰·肯尼迪的决定：以色列必须经由德国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时分出现的大问题是很简单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会不会取消美国对德国的压力，而让波昂的犹豫不决的总理毁弃这个密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然而在开罗却甚为乐观地认为他会那样做的。　　当晚开罗郊外的欢乐聚会的主人，斟满了客人们的酒杯之后，转回到酒柜旁再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他的名字是沃尔夫甘·卢兹，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前少校，极端憎恨犹太人，他是于一九六一年移居开罗并创办他的骑术学校的。淡黄发，蓝眼睛，鹰脸，不论在开罗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中间，或是在尼罗河岸德国的（主要是纳粹的）移民社会中间，他都是一个最得人望的人。　　他转过头来对着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这副笑容里有什么虚假的东西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虚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犹太人，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岁时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泽耶夫，在以色列军队中持有少校的军阶，他也是当时以色列情报局在埃及的头号间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击搜查，从浴室体重检查器里发现一架无线电发报机之后，他被逮捕了。他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审，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同几千名埃及战俘进行交换的人员的一部分而被释放，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机场，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不过在肯尼迪去世的那个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轮奸等等，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朝他面前四张微笑的脸举起他的酒杯。　　实际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们赶快离开，因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对他的国家极关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后好进浴室去从体重检查器里取出发报机，把这一讯息发往特拉维夫。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犹太佬的朋友！”他举杯祝酒，“德国万岁。” 　　＊＊＊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时醒来，非常舒服地在铺满整个双人床的巨大鸭绒被下面翻动。　　西吉上床才只四个钟头，还睡得很熟。　　密勒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仰躺着，拿起他的手表，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瞟了它一眼。然后，他从床的另一边溜下来，拿一条浴巾围住身子，慢慢走进起居室，拉开窗帘。十一月的寒光冲进房间，使他睁不开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这是个星期六早晨，潮湿的黑色柏油路上交通还不怎么拥挤。他打个呵欠，走进厨房去煮他无数杯咖啡中的头一杯。他母亲和西吉都抱怨他几乎完全靠咖啡和香烟过日子。　　在厨房里喝着他的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考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情，看来没有。首先，所有的报纸和下一期杂志都将是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也许要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其次，他手头也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新闻故事。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难在办公室里抓到什么人，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找上家里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颇受欢迎的连载文章，报导奥地利、巴黎和意大利的匪徒们如何一直在渗入雷柏大街——汉堡的一条半哩长的集中了无数夜总会、妓院以及种种罪恶场所的大街——的销金窟，他还没有收到稿费。他想应该跟买了这部稿子的那家杂志连系一下，接着又决定不这样做。它到时候会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钱用。他三天前收到的银行账单表明他有五千马克的存款，他想这还可以够他花一阵子。　　“你的毛病呀，伙计，”他一面对着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个小锅上面他的影像说，一面用食指涮洗着杯子，“就是你太懒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满时，一名人事官员曾经问他，今后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一个无所事事的阔人。” 　　如今到了二十九岁，虽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永远不会达到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抱负。　　他把手提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浴室里来，关上门，免得吵西吉，然后一面淋浴和刮脸，一面收听新闻。主要新闻是有一个人因谋杀肯尼迪已被逮捕。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新闻节目全跟肯尼迪谋杀案有关，别无其它。他擦干身子回到厨房，又煮起咖啡来，这回煮了两杯。　　他把这两杯咖啡端进卧室，放在床头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岁，在学校念书时曾经是体操冠军，毕业后她在一个女校当体育教员。过了一年，她出于经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换了职业去当汉堡的脱衣舞女。　　这要比她当教员的薪水高五倍。　　“问题是，”她有一次十分严肃地对觉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不见灯光后面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感到难为情。如果我能看见他们，我想我早就逃下台去了。” 　　话虽这样说，但她下了台把衣服穿上之后，仍会在夜总会里挑一张桌子坐下，等待哪个顾客来请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饮料是香槟酒，至少一次半瓶，整瓶更好。在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虽然所有请她喝香槟的人，除了想藉此机会，瞪大了眼睛，对她双峰之间的峡谷尽情欣赏个把钟头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还别有企图，但他们始终谁也未能得手。她是会体贴人通情达理的姑娘，她对顾客们那种色迷迷的神情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其它姑娘在她们的娇笑后面所隐藏的一种轻蔑的嫌恶，毋宁说是一种温柔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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