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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你是将要做这事的人。”她说，“打起精神，进城去。离晚饭还有两小时。把这份报交给哈利特警长，或者，最好交给查理。我欣赏他的才智。” 　　约翰·昆西大笑起来。 　　“这些中国人，极聪明，”他说，“你不是说你喜欢上那家伙了吧。他们似乎很聪明，因为他们与众不同。” 　　“我们会搞清这一点的。司机出去为巴巴拉办事了，但车库里还有一辆敞篷汽车。” 　　“电车对我来说就挺好的。那么，给我报纸吧。” 　　她告诉他进城的路线，他拿起帽子走了。很快，他上了电车，周围挤满了不同种族的代表，太平洋的大熔炉，卡洛塔·伊根曾这样称呼檀香山。约翰·昆西开始感到生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精力，新的兴趣。 　　电车疾驶过位于怀基基与檀香山之间的低而不长的地段，穿过了稻田，那儿有一些古怪的身影正在没膝深的水中耐心地劳动着，又穿过竿头地，最后驶进基思街。每隔几分钟，电车就停下来让各种肤色、不同种族的新移民上车，他们中间有日本人、中国人。夏威夷人、葡萄牙人、菲律宾人、朝鲜人等。人一上来，车就走。约翰·昆西看见一些高大的房子建在茂盛的树丛中，一个有坚固柱子的日本式剧院建在离汽车服务站不远的地方，然后又看见一幢他认为是君主宫殿的大楼。最后，电车驶入到四处是现代办公室的地区。年轻人想起来了，基普林说得对，东方与西方是可以相结合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当他在福特街下了车，作为一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走了一会几时，他的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一深褐色皮肤的警察正在拐角处指挥交通，一些身穿一尘不染的帆布军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们漫步而过。在林荫路的街旁，一些身穿刚刚洗过的衣服的苗条、纯洁的中国女孩正在凉爽的傍晚逛着商店。 　　“我在找警察局。”约翰·昆西告诉一位面目友善、身材高大的美国人。 　　“回到基恩街，朝右拐，到贝塞尔后，转向‘马凯’——” 　　“转向哪儿？” 　　“我知道了，你是陌生人。‘马凯’的意思是朝着海洋。另一方向是朝着‘毛卡’——朝着山脉。警察局在哈利卡瓦·黑尔大楼，贝塞尔街。” 　　约翰·昆西谢过他，继续向前走。走过邮局时，他惊奇地发现大街上所有的信箱都敞开着。过了一会儿，他到达了警察局。一个无精打采的坐在桌后的警官告诉他，查理正在用餐。他说可能会在基恩街的亚历山大·杨旅馆或全美饭店。 　　旅馆听起来容易找到，所以约翰·昆西先去了那里。在昏暗的旅馆大厅里，一个中国清洁工手拿扫帚和簸箕无目标地走着，几位房客在填写着明信片，一中国店员正坐在桌旁值班，但不见陈的踪影，他没在大厅，也没在左边的餐厅。当约翰·昆西从餐厅出来时，电梯门打开了，一个身穿便装的美国人匆匆忙忙走了出来。他后面跟着一个手提行李的伦敦佣人。 　　“科普船长！”约翰·昆西喊道。船长停了下来。 　　“喂，”他说，“噢，温特斯利普先生，你好吗？”他转向仆人说，“给我买份晚报及一抱看上去令人喜欢的杂志。”那人匆忙走开了，科普又对约翰·昆西说：“很高兴见到你，但我实在有急事。二十分钟后，要离开这儿去范宁岛。”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约翰·昆西漫不经心地问。 　　“昨天中午，然后一直在忙。我相信你在这儿一定过得很愉快——哦，我忘记了，有关丹·温特斯利普的可怕的消息——” 　　“是的。”约翰。昆西冷冷地说。 　　从在旧金山俱乐部的谈话来看，那打击对科普船长来说并不很严重。佣人回来了。 　　“很抱歉我得赶路了，”船长继续说，“我必须马上离开。这活儿不可慢怠。问你姑姑好。祝你运气好，年经人。” 　　他穿过宽敞的大门离开了，后面跟着他的佣人。约翰·昆西来到街上时，正好看见他坐着一辆大汽车朝码头驶去。 　　发现旁边有一电报局，约翰·昆西走了进去，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母亲，另一份给阿加莎·帕克。他把地址写成美国（U.S.A.）、麻省、波士顿。当年轻的女发报员划掉那三个字母（U.S.A.）时，她的表情使约翰·昆西发窘。每封电报只有两个词，但当他回到大街上时，却如释重负。他以为近斯内他该写的信已写完了。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全美饭店，走了进去。他发现他自己是这儿唯一的美国人。陈查理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当约翰·昆西走过来时，他站起身并鞠躬致意。 　　“非常荣幸，”中国人说，“我可不可以请您在这儿用餐？” 　　“不用了，谢谢，”约翰·昆西答道，“我过会儿在家用餐。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太好了，”查理行了一个屈膝礼。他重新坐下来，皱着眉头看了看面前盘子里的东西。“服务员，麻烦你把饭店的老板请来。”他说。 　　饭店老板，一个态度温和的小个子日本人很快走过来。他深深鞠了一躬。 　　“你们这儿是提供不卫生食物的吗？”陈问道。 　　“敬请您申诉您的不满之由。”日本人说。 　　“这块饼上面有手印，”陈指责道，“这看上去令人作呕。请把它拿走，换一份更卫生的来。” 　　日本人把那块令人不悦的饼拿起来，走了。 　　“日本人！”陈以一种动人的姿势摊开双手，然后他说道，“我可否推断你来这儿是来谈有关杀人案这一公事的？”约翰·昆西笑了。 　　“是的。”他从口袋里拿出报纸，指着日期与那失踪的一角。“我姑姑认为这也许很重要。”他解释道。 　　“我非常高兴。你来自最有教养的城市波士顿，在那儿英语单词比在这儿应用得多得多。当你说话时，我兴奋不已。我想这对我来说真是不胜荣幸。” 　　“你对此案有什么结论了吗？”约翰·昆西问。陈摇摇头。 　　“现在还太早。” 　　“你讲过你没有得到用来破案的手印。”陈耸耸肩。 　　“没关系。手印与其他方法在书里是好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我的经验告诉我，真正要考虑的是人，人的感情。谋杀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原因呢？憎恨、报仇是需要结束某人的生命的。也许是因为贪图金钱。在任何时候真正要研究的都是人。” 　　“听起来有道理。”约翰·昆西表示同意。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陈断言道，“让我列举一下我们必须考虑的线索吧：缺少一页的客人登记册；一只手套上的扣子；电报上的话；有关伊根的事，但部分是听说的；科西坎香烟的残留部分；这份也许是因为气愤才被撕坏的报纸；戴在活人手腕上的表，数字2不清楚。” 　　“收集了不少了。”约翰·昆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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