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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7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10月24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11月22日,是朱自清50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50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50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

  【二十一、“何须惆怅近黄昏”】

  1948年元旦上午,朱自清到工字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中文系师生在余冠英住宅门前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一朵大红花,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而且扭得最认真。散会后回到家里,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他的这种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闻家驷写道:

  他不但在功课方面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且热心诚意地去参加同学们的许多课外活动。座谈会,讲演会,游艺会,他是每次都到的,他甚至在今年的新年同乐会上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儿。我当时听了有这么一种感想,觉得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青年人担起了一个最前进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在中年知识分子和人氏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一个人如能放下师长的架子而去加入青年的行列,他将来一定会脱下知识分子这件衣服,加入人民行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扭秧歌这一举动,确是反映了朱自清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闲居无事,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不能工作,闷时只有翻翻闲书。一天,邮差忽然送来一个邮件,扯开来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作家书屋寄来的自己的新书《新诗杂话》,是去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共收文章15篇,另有一篇译文,多作于抗战期间。关于书的特色,他在“序”中说:“我们的‘诗话’向来是信笔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琐琐屑屑的,成系统极少。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个单元,但就全篇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些随笔。”文章讨论范围极广,有诗的动向,诗素种种,爱国诗,歌谣和译诗,以及诗的声律等等,多半是在“解诗”,其原因就如他自己说的,“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而“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集子于1945年10月编就,书稿寄出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后又听说书稿被书店失落了。每提及此事,朱自清就伤心异常,以为这本书永无问世之日了,不料隔了三年多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不断摩挲,翻阅不已,乃提笔在目录后的空页上写道:盼望了三年了,担心了三年了,今天总算见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敞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1948年1月23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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