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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好。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

  3月8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晚会地点在304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1944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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