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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4月28日是清华校庆纪念日,朱自清一大早便忙于检查巡视展览室布置情况。展览内容颇为丰富,有恐龙化石,有唐人写的经卷,还有影画。来宾很多,反应不坏,忙乱了许多日子,总算有了结果。校庆过后不久,他应邀赴天津南开中学讲演,校方十分热情,讲演毕,请他和20多位同学座谈,又和教师见面,晚上设便宴招待,宴罢又举行座谈会,会后又陪他参观劝业场,累得精疲力尽。

  这时,华北局势又恶化了。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酒井,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狂妄地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派遣关东军进入关内,声称要“自由活动”。大兵压境,天津垂危,面对如此时局,朱自清忧虑非常,他在6月10日《日记》上写道:“近日来,河北局势愈严重”。但又感到无能为力,心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一天,郑振铎告诉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编辑赵家壁,要编一套规模宏大的反映五四以后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创作、史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诗集的编选,拟请他担负。并说,如果太忙,找个人帮助也成。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计划,朱自清略有所闻,但对“诗选”会请他来负担,则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虽然在五四时期曾写过新诗,但没有多久就不写了,他想这完全是郑振铎看他这几年一直从事中国新文学的教学,所以才特地向赵家壁推荐的。他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下来,怕请人帮忙可能更麻烦,决定自己一个人干。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大约酝酿于去年上半年,赵家壁当时计划是“物色每一方面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再由他在书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每一个文艺团体有一篇短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去自己查阅,借此可以了解这一部门十多年来的收获”。经过各方面协商,全书分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深编选,《史料·索引》由阿英编选。诗歌原定郭沫若担任,但由于郭沫若曾写过指名道姓责骂蒋介石的文章,因此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同意他当“大系”的编选人。于是赵家壁和茅盾、郑振铎商量,乃决定改请朱自清担任。

  赵家壁不认识朱自清,因托郑振铎代邀;朱自清答应后,赵家壁即写信到日本向郭沫若道歉,又给朱自清寄去约稿合同,并致谢意。朱自清接受《诗集》选编任务后,立即开始搜集资料,凡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如《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及《新诗年选》等,他都设法搞来看看;还想翻阅五四时期重要文艺期刊。他把清华大学图书馆存有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凡清华未收的,他都想方设法去搜集,赵家壁从上海给他寄来一些,他在闻一多家里也找到一点。知道周作人存书很多,于是在7月22日这一天,冒着酷暑的热浪,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借来许多新诗集。两人还交换了对《新文学大系》的选编意见,周作人对朱自清说,他选散文,不想遍读各种刊物,因为那么办就非得花一年时间,甚至不止,朱自清觉得此话有理,遂改变原先计划,以自己“新文学纲要”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从若干集子和杂志中择选。

  夏日苦热,他在书房里挥汗如雨,埋头苦干,从7月半开始至8月13日竣稿,历时一月余。

  《诗集》共选59家,诗408首。写“导言”时,他怕说空话,不敢放手,仅写了5000来字。他依据自己的见解,把五四以来十年诗歌创作分为三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各派崛起的缘由、特点、价值,也分析了他们各自不足之处。《诗集》择选客观,论说科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十年间诗歌创作的风貌,概现了一时代诗人艺术的成就。《诗集》没有按良友图书公司的规定编选,而是在《导言》之后,另附有《编导凡例》、《选诗杂记》、《诗话》和《编选用诗集和期刊》,等四篇文章,简要地说明了编选原则、经过,以及诗人的情况和参考的书刊,具有不同于众的个人特色。

  在编选《诗集》过程中,朱自清存在的世界又有了很大的变化。7月11日,他的第五个儿子思俞诞生,生活的牛车上又增添了份量;而最使他担忧烦恼的是,民族危机愈益加深,平津一带已危在旦夕。7月,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使整个河北政权全面崩溃:军队撤退,官员撤换,抗日运动取消。从军事、政治到经济,一切都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更加剧了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步骤,9月,他们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一幕幕丑剧相继开锣:

  10月22日,发生“香河事变”,一群汉奸、流氓发动所谓“饥民暴动”,袭击并占领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的汉奸政权;

  11月7日,在土肥原策动下,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而“独立”;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正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卖国投降政策,把枪口朝向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群众,疯狂发动反共围剿,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取谛进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与他们相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于长征途中发出了团结御侮的号召,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群众爱国斗争的领导,于1935年初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在临委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密决定按《八一宣言》的精神,组织爱国学生,向反动派进行斗争。

  清华大学是北平学运的中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发扬了当年五四斗争的精神,热情奔走在历史列车的最前头。

  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性”的要求,竟于11月26日下令撤消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均参与了政务,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消息传来,北平学生愤怒了,学联立即于12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向卖国政府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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