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106)_范克明

一〇六

　　原来，1938年2、3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③

　　③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原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他谈的这些情况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这件事是有那么一点影子的。但因为张学良在郴县住的时间较短，很少与外界接触，加之对他的监禁是严格保密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县城与张的相见，纯属偶然，其他情况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早已脱离了东北军，这时的东北军实际已经被解散，他是孤单的，怎么会去劫狱呢？但特务队的确紧张了一阵子，除了干部会议外，还向全队作了紧急动员。另据张学良的私人医生滕蔚萱谈，这件事以及特务们的策划，张学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身边的副官也都蒙在鼓里，他本来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与特务队的一个特务小组长较熟悉，是他悄悄告诉他的。他还谈到，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还特别关照他说，你如果听到枪响，不要出来。并一再嘱咐他，此事务必保密，绝对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则，我的性命难保。滕医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愤慨地说：“我想象张学良将军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如他们没有奉到有大权的人物的指示，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幸亏后来这件事没有发生，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将军还真是性命难保呢！”④

　　④引自滕蔚萱回忆资料。邱、滕两位当事人所谈的张学良在郴州的这场虚惊，存在着某种误会，这是不消说的，但东北军部分军官曾打算营救他，则并不假，据陈正舜《一次鲜为人知的营救张学良行动》（《团结报》1988年6月）一文介绍，1937年1月中旬，当时地处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中的原东北军空军官兵对得知张学良将军已由南京移至溪口关押“十分动心”，密谋救张。3月中旬一天，沈克昌（航校副校长），清晨三四点钟，以春游为名，率一二百人分乘几辆卡车直驶雪窦山，以拜望老长官名义见到张学良提出请他同他们一起速返笕桥，转乘容克机（张原专机，冯等已暗中修好）径飞香港。张不允，但深受感动。冯等见张不走，而且时间紧迫，行动起来风险也大，只得敬请老长官珍重。临别，张亲书一横幅相赠，勉励他们多多为国尽力。

　　这时，内地处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继轰动一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后，又进行了武汉和徐州两次大会战。中国军队虽都投入大量兵力，广大爱国将士也英勇杀敌，与日寇激战数月，但由于当局低估了日军的决战能力，再加上军事布署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徐州、武汉还是相继沦陷，致使南方的局势也紧张起来。

　　1938年10月到1939年Ｉ2月，张学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县的凤凰山。此山距城二里，景色秀丽，张学良早年在此奋笔疾书题写在寺内墙壁上的《自感遗憾作》一诗和他的一张半身军装像，已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复制出来，并悬挂在张学良旧居凤凰古寺的送子殿中央，以表达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

　　张学良初来凤凰山时，除特务队外，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押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他的监管更严密了。

　　那时，他整天被关在凤凰山山顶的凤凰寺里，没有行动自由。但总呆在山上，也怪憋闷人，经张学良要求，后来稍稍放松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不过，那时，他对松柏苍翠、险峻挺拔的凤凰山的美景并无多大兴趣，倒是乐于到山下的村镇里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见到老乡，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疾苦。在天热的时候，他有时也爱到清澈见底的沅江里去游泳，与乡村的孩子们玩耍，以分散自己的精力，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直接或间接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或帮他做过点什么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众，他总是念念不忘，并以礼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们对于这位不明身份的贵客，还是颇有些神秘感的：

　　“凤凰寺里住了个大人物？”老百姓纷纷议论着。他们想，“贵人福像”，大人物一定相貌不凡，是一个令人见而生畏的人。那知过不几天，大人物下山来了。他走进山下的村子里，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开始人们不敢和他说话，只是痴呆呆的站在一旁哑看。然而大人物却十分和蔼，满脸堆笑，不断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语给人打招呼。见到年长的，便说：“你这个老头儿干什么去？”见到年青人便问：“小孩子从哪里来的？”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感到有点奇怪。又见他主动找农民谈话，问眼前这些庄稼是怎么种的，今年的收成如何，这些农具如何使用？等等，他这样平易近人，农民也敢问话，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笑着说：“我姓张，你们以后叫我张老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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