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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判决书是以颠倒是非的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⒀

  随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翻密商,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⒁

  ⒀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月11月出版。

  这个决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确有好的表现时,再考虑减刑或赦免。而对张学良却不是这样的,无罪硬要重判,服刑还未开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免,就该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却又声称,对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人还是不能放,还是得坐牢,而且是没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个所谓案件,他们不用法律术语,而是用管束这类带有规劝性质、并有很大伸缩性的语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为蒋氏之所以定要扣张,显系由于张在西安对他的冒犯,使他耿耿于怀,这,很清楚,是属于个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难,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如何处置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践在西安的允诺,在张抵达南京后待之以礼,让张返回西安;即或为了挽回面子,将张交付审判,也可宣布赦免释放,调张至抗日前线杀敌立功‘赎罪’,这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愿张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更害怕张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不敢恢复张的自由……二是干脆对张置之死地,处以极刑,乘此机会,剪除异己,以消除对自己的一个威胁。这样做简便易行,称心如意,但蒋介石慑于张的政治影响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不敢贸然行事。因此,纵和杀的办法都是蒋介石所不敢的。那么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不放也不杀,表面上实行‘保护’,对张长期囚禁,实则终身剥夺其自由,这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张的死刑。这样做蒋介石既不用承担国人对惩张之指责,又可获宽大为怀的美誉,在政治上又达到了他排除异己的目的。”⒂而自此以后,张学良不就正是在这个不明不白的所谓“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而仍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⒂李淑:《浅析张学良被终身囚禁的原因》,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常常这样想。有些朋友对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时也常常议论这个问题,总觉得,一向标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整天挂在嘴上的有关当局,怎么总是言行不一,怎么总是说得好听,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后来,仔细想想,特别是回过头去,看看它的过去,也就不以为奇了。“国民党是曾有过它的辉煌年代的,蒋介石也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当其追随总理,从事革命的时候,全国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时我国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势力刚一发展,而蒋委员长的意志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这不是我们有意破坏蒋委员长的人格,只要打开总理遗嘱一看,与蒋委员长近年来的一切言行对照对照,便可一目了然。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所以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革命的声浪,微弱而至于无闻了!结果,不绝如缕的内战,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尤以‘九·一八’的国难之所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⒃

  ⒃《东望》杂志:《一二·一二的革命火花爆发》。

  这也就是说,自从国民党丧失了象孙中山、廖仲凯这样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张学良一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由于多行不义,元气大伤,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显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并没有惊醒,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不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这样,以后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五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事件,孙立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等职)兵变,以及雷震(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与《自由中国》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就说喧嚷一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吧,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孙是国民党一员老资格的将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有“东方的隆美尔”之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台湾负责训练新兵,是个有才干而又讲究实际的西方式军事领袖,因为当时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对他很感兴趣,二人许多主张不谋而合,而这些都是蒋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孙乃“假外人以自重”,颇感不快;加之,孙与蒋的一些嫡系将领不和,甚至对蒋经国的一些干预也有微词,终于犯了“众怒”,因而以所谓“失察”和有“兵谏”之嫌(引者按:这是不确的。据美联社前不久报道,台立委董正之1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对张学良、孙立人两将军长达数十年的软禁。这则电讯还说,“张学良已有90高龄〔国外持张氏生于1898年一说的人不少,实际是生于1901年——引者〕。1936年,他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后不久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国民党战败逃向台湾时,也把张带去。从此以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台北郊区的寓所里。孙立人,88岁。他是因政府指控他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而在1955年被捕。他一直被软禁在台中。孙立人上周在接受《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他曾策划过政变。在33年里,这是孙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上述附注写后不多久,孙立人结束软禁,恢复自由的消息见报,这是可喜而又可悲的,因为孙先生毕竟垂垂老矣),而加以逮捕,打入冷宫,那手法,跟当年对待张学良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连见诸文字的命令,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说什么“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⒄

  这一套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当年蒋介石对张学良实施的那个连环计,又和盘托出了。对张的发落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近二十年后的孙则由国防部“随时考察”,用词稍有差别,实质完全相同,这也正象江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孙如真的图谋不规,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真个是整人有术,用心良苦!⒅

  ⒄⒅有关孙立人问题的部分资料,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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