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75)_范克明

七五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

　　②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③

　　③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④

　　④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

　　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⑤

　　⑤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关于戴季陶以当众磕头的办法敦促武力讨伐之事，黄绍竑（当时他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了孔祥熙公馆召集的这次高级会议——引者）也有记载，他说：

　　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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