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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12月7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12月8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12月9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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