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54)_范克明

五四

　　在随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发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③

　　③关于周、张二人会谈内容，曾参考了申伯纯所写的《西安事变纪实》及其他有关资料。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4月10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

　　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八月的西安】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5月5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①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