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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

  ②陈崇桥:《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未刊稿。

  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

  ③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危急!

  东三省危急!

  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着戎装,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竭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

  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象被烫了一下似的,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象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象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

  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④

  ④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这段真切生动的记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张学良是要抗日的,不战而退不是他的本意。可是,为什么他又违心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命令呢?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认为抗日要依靠全国,要考虑南京中央的意图,东北不能单独行动。所以当他冷静下来后,立即向南京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报告情况,候中央解决。但这时的南京却群龙无首,惊慌失措:

  沈阳惊变电告南京,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去了,仅有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城。他们慌作一团,急电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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