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31)_范克明

三一

　　另据报道，杨、常伏法后，社会上谣言颇多，人心浮动，张学良鉴于事关人心安危，国际信用，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话要点如下：（一）处决杨、常时确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鄙人万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间有谓出于党派关系者，目下杨党人人自危，此亦为揣度之言。若论杨党，我张学良为天字第一号的杨党，无论那个杨党也没有我与邻葛的关系深，处置杨党，应当先处置我。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三）余与杨、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杨、常侵吞公款，决由余私人填补，其家属及财产仍子依法保护，与杨、常有关之人，绝不株连。

　　与此同时，为尽私人感情，张学良除注意优恤杨常家属，派人为杨、常办理丧事外，还特致函杨夫人，以示慰问、关切之意，信曰：

　　杨大嫂鉴：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

　　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

　　弟昨令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

　　如大元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杨、常发丧，有儒将风度，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痛心地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⑿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则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⒀

　　⑾⑿⒀1929年1月12日《新晨报》。

　　由上可知，张学良为使杨、常“化彼贪顽，共循轨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即使由于对方“奸险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义灭亲”，而必须以非常手段来处置时，他也尽量抚慰家属，不事株连，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仁至义尽，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桩历史公案，对于杨、常二人被杀当时的真实情形，不少人仍有疑问，并仍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写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和书籍里，如司马桑敦在他的《张学良评传》中就引过端纳等人的一些说法，事情与通常所说的似乎完全两样。据这本在美国出版的题为“端纳”的传记谈：

　　张学良告诉端纳说，有几位老帅的旧属事前密告他，杨、常计划在1月12日发动兵变，要张学良有所戒备，并建议他勿宁先下手为强。张学良最初不大相信这个情报。

　　1月8日晚，张学良曾召杨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杨宇霆提出一份关于兵工厂的开支报告，也要常荫槐提出关于铁路交通的年终报告。杨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这报告拿来。

　　张学良在这时候，为了是否处决杨、常二人曾费了一番思索。他曾取决于命运。他用一块银元打赌。他向空抛出银元，心中祷告：银元落在正面扣起他们，若落在背面便立即处决他们。岂知，银元竟两次都是背面着地。他的夫人在旁说，也许这块银元背面较重，于是，他改变了祷告：正面处决他们，背面扣押他们，不料，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于是，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10日晚，张学良再召杨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问到收支报告和年终报告，但，杨常二人非特拒交出报告，而且两人的回答态度，毋宁加速了张学良的杀机。

　　杨宇霆冷冷的说：“兵工厂归我管。”意思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而常荫槐更对张学良冷笑说：“你年纪轻，管什么铁路交通事？”

　　张学良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他开门喊进他的几名属下，命令他们用手枪向杨常头上开了枪……

　　端纳的这本1948年出版的传记中谈到的这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来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比如说张学良掷银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实际却是真有其事。刘润援引他对吴靖女士（赵四小姐的嫂嫂）的访问说：“吴靖女士告诉笔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变’后不久的日子，张学良出于义气，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想蒋介石背信弃义，竟将张学良软禁起来时，赵四小姐离开西安，住到上海张学良将军的寓所。那时，吴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赵燕生（赵四小姐的胞哥）从北京来看赵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园中散步，赵四小姐对吴靖女士说：‘六嫂（赵燕生排行第六），少帅在处理杨宇霆、常荫槐时，真是紧张，他一直举棋不定，还是他投掷了三次银币，才下了决心的。’……”⒁

　　⒁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1985年1月20日《文汇报》。

　　至于杨、常伏法经过，外间传闻不少，在这以后的有关报刊和书籍里，对此事也有记载，但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武育文和张沛汉分别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因而择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读者参阅。

　　武育文文章在谈到杨、常1月10日下午同去大帅府，为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逼张签字，张以吃晚饭时间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议，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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