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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8月9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8月13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11月12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④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

  ⑤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无疑地,这件事是办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也正象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所说的“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还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对于东北易帜表示赞赏,肯定它是反日的爱国行动,同时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愿望,应予肯定,这是多数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是加强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力量,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讨的。不过,从心怀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分裂中国、迫不及待地要使东北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来看,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易帜,坚决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控制东北政局的局面,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大势所趋。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统一时,就强大,就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必然贫弱。但正如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革命与反革命性质不同。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和北伐是革命的;吴佩孚叫喊‘武力统一’,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则是反动的。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蒋介石组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是反动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因为日本插手东北,妄图独占‘满蒙’,蒋介石决定和平统一,张学良主动易帜,避免战乱,使我国东北回归祖国,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张学良搞‘独立’,象溥仪一样甘当儿皇帝,则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受日本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亦将丧失。”⑥

  至于说,在那时,不应该联合国民党,归顺国民党南京政权,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联俄联共才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张学良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同时那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大都处于地下状态,张学良不仅还不可能走这一步,即使他这样做了,在那时不利条件也是很多的,国民党以及英、美反对,自不待言,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总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⑦

  ⑥⑦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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