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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人生是条单行道,谁都没有回头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底,广播事业局的“文革”派仗正打得如火如茶。有一天,也同是保守派“兵团”成员的小嵘找到了我。那时,小嵘是广播电视剧团的儿童演员,小时候在电影《小梅的梦》和《鸡毛信》里演过戏。她的丈夫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她说,她从丈夫单位借了一些腰鼓得还回去,已约好了人到大门口取走,但她一个人拿不动,求我助她一臂之力。

  在剧团,她应该轻而易举就找得到一个帮忙拿腰鼓的人。我们并不在一栋楼里上班,何必舍近求远,非得跑到电视台求我帮忙?但我何尝会在那时去问个究竟?待我跟她去取腰鼓的时候,只见到二。三个腰鼓而已。这让我一个人再多提上两倍都毫无问题,可她居然说一个人拿不了?我提着一个小腰鼓跟在小嵘的后面,实在感到有点小题大作的滑稽,但派性加上我推崇的“哥们儿义气”,使我对同观点的“战友”亲如家人,自会有求必应。我实在没有料到,要我帮忙送鼓的真实目的是介绍对象。我名副其实地被蒙在了鼓里。

  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是个引人注意的职业,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从步入中央电视台以来,台内台外以各种方式向我表示好感的小伙子不下四十个之多,但鉴于我“十年不接触个人问题”的决定,哪怕平日与我关系十分融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对我有所表示,尽管人家并非恶意,我往往立即“冷若冰霜”。如果我自己对某个小伙子有所好感,也会将那感情即刻掐死在萌芽状态,绝不星火燎原。中国的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的适婚年龄已逢乱世,选择的尺度原本已很难驾驭,加上我自以为是的“经验教训”,终于自食苦果。但当时,我曾把这标榜为“事业心”,并为这强烈的“事业心”自傲。

  摄像组一位与我很接近的李姓朋友曾对我说:“大渝,你将来的情况准是极端,不是最好,就是最坏。也许你会当部长夫人。”他这番评论的根据,是出自我收到“揭发信”后,为获准报考电影学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他还说,大家和我交往的感觉像“兄弟”一样。

  那时,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听了李姓同事的议论,我想,我自我约束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当部长夫人那么“庸俗”。我要用行动证明自己。虽然我看不清楚未来将会怎样,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我的人生之路竟会那么不顺。

  “送腰鼓”那场戏的策划人是小嵘和也在广播局工作的周大姐。周大姐的丈夫和小嵘的丈夫是同一部队文工团的。据说因为我前夫的女友“脚踩两只船”引起了“公愤”,致使大家要帮他找一个“更好的”,于是,我被镇定成目标。来取腰鼓的就是我的前夫。

  小嵘和周大姐都是我同派的“战友”,而当我听说了前夫“前女友”的“劣行”以后,也曾与小嵘和周大姐一样,对他深表同情。

  其实,那位“前女友”引起的所谓“公愤”,不过是一个未婚女孩子原本无可非议的选择对象的权力而已。早年间,社会舆论往往把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硬发扬光大到青年男女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女孩子一旦有所选择,便斥之为“轻浮”。这实在是一种干涉个人隐私、侵犯人权、害人匪浅的观念。因为畏惧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男女凑合成了并不美满的婚姻。

  送腰鼓之后,我被介绍了对象的消息在兵团“过大江”战斗队中不径而走。自此,我也背上了顾虑人家说我“轻浮”。“朝三暮四”的心理压力。在交往中,我始终处于犹豫状态,致使我一直交待当年在广播局幼儿园工作的朋友小荆做我的“小尾巴”。童年好友郭言也被我拉着陪逛了一次北海。

  尽管我对那场婚姻并不满意,但人类对于自身的命运往往是有所预感的,潜意识里,我似乎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在我的“文革”厄运到来之前,有一阵子我常常心神不安,似乎急于要捞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一心态是促使我结婚的因素之一,我不该回避。

  半年之后,在犹犹豫豫之中,我结婚了。没有兴奋,没有向往,只有几斤水果糖,还有小荆借给我做“礼服”的一件暗绿格子的的确良长袖衫。

  结婚的当夜,我竟觉得身边躺着的是个陌生人。在黑暗中,我反复地询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婚姻?

  尽管我自己不是个学问家,但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爱才的人,惟有才华横溢的男子才会让我臣服。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当时我并不懂得生活的复杂和现实,不懂得美满的婚姻不仅仅是一个“才华横溢”就能维系得长长远远的。

  一般说来,对心仪之人需要一种“崇拜”的感觉才能维系者,往往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尚且幼稚的表现。当我还年轻,在感情生活上还只能归类于幼稚之列的时候,我就匆忙地嫁掉了自己,而对我婚姻的对象,自始至终我从没有过心仪的感觉。这,大约是我那次婚姻潜伏着的一个危机。

  二十四岁那年,虽然我毫无激情地把自己“下嫁”了,但从当年的社会标准而言,我却处于劣势,因为结婚才一个星期,我就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揪”了出来。

  我的前夫是从部队战士演出队调到北京的。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是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实属不易。而且,他是党员,属于那种在基层定是“五好战士”,在北京又是“五好文工团员”的一类,极其正统。

  不言而喻,我的“反革命”身份给原本政治条件不错的他抹了黑。我被“揪”出之后,他曾在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要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这张纸又孤零零地醒目地被摆放在书桌正中我必看得到的地方,显然是对我的示警。每天早晚,房间里虽然只是我们两个人,可他也绝对要让我和他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唱《东方红》,还得“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再话说当年,那个场面似乎十分滑稽,但那确是当年大多数“正统”的中国人的真诚,尽管愚昧迷信得如此透顶。

  就在我“夹起尾巴”做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日子里,虽然内心深处从没怀疑过自己是个好人,还认为中国人的想法如果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能不好吗?但是,在我自己的丈夫面前,我却永远得像在“党”的面前一样,从不敢讲一句犯禁的话,就连小弟大谷被无端关押了四年我常暗自流泪的时候,对他却四年如一日,滴水不漏,只因怕他去揭发。在他长久见不到小弟而起疑时,我仍守口如瓶,直至林彪爆炸,小弟回家。

  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多年来僵化教条的教育和自身的局限,当年,我的前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绝没对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奇谈有过任何怀疑,并认为惟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怪论才是行动的正确尺度。我当了反革命,他后悔与仅仅交往了半年的我,因“不够了解”就结了婚,以及婚姻撮合者为他介绍“错”了对象而觉得对不起他的心情,我至今抱以理解和谅解的态度。我了解那个时代。

  尽管自第一次婚姻伊始,政治便搅进了我的婚姻,但如果在我的“文革”逆境中,在外受到不公正的批斗羞辱之后,回到家里,我的丈夫也能像自幼的挚友郭言一样,让我在他的面前畅所欲言,得到安慰,再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的成熟,我们的婚姻或许也会成长。但是。在我的逆境之中,在自己的家里,我连句能够发泄郁闷的真心话都不敢说,非得在憋闷得忍受不了的时候,单独跑到好友孙文冬和郭言家去大放“厥词”,才能得到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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