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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算我走运,当我被通知赴日采访的时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将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护佑着我的神明,让我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日本之旅的服装。

  可是,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买双白皮鞋可谓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现在,每当我在美国的家中观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录像带时,看到主持人和演员们更换着一套套绚烂华丽的演播服,当年为寻找一双白皮鞋而付出艰辛焦虑的情景竟已恍如隔世。

  在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日子里,日本朝野无处不表现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但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邓小平一行在东京停留期间,新闻单位也和代表团一起,住在新,人谷饭店。第一天工作完毕,我出于好奇,便独自到走廊里东张西望一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我也只敢看看走廊里的异国风光。当我发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日方保安人员,似乎对我走出房门的行动十分在意,他们不时使用报话器通报着什么,好像要对我实施“保卫”任务。我已经作惯了平头百姓,对这种特殊的关照实在别扭,只好赶快回到房间。以后,每天卫星传送结束回到宾馆,我就很少走出房门了。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邓小平一行到达日本以后,采访小组的成员就分成了两组人马。编辑兼副领队陈汉元和摄影记者李少武、马靖华、金德显以及技术员和灯光师等一直随代表团行动,他们除了在东京拍片以外,还有机会到外地走走。而我和后期编辑、剪接、配乐等工种的同事始终留在东京NHK,负责制作和演播,每天几乎只活动在NHK和旅馆之间的两点一线。邓小平一行的专机从东京升空远去的镜头被传送回国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我上门来都不见?那女孩就是过去也在医务室作护士个子稍矮的一位。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二十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极左”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我当年十分不解和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在NHK,后期制作的时间异常紧张,编辑和剪接工作往往要进行到演播之前的最后一刻,但是,在我们向国内卫星传送的全部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纰漏。

  由于时间紧张,我的备稿时间本来就少得可怜,但在播音之前,还不时要接受簇拥在演播室里的日本报刊记者的采访。要是在北京,我一定会只专心备稿,不理睬任何人的打扰,一切等演播完毕再说。但在日本,虽然我也十分想利用七点整卫星传送前的短暂时间看看稿子,可我知道,人家会把我的一言一行都看成是中国人的表现,所以,尽管内心火急火燎,我也只得摆出胸有成竹、一派泱泱大国的潇洒风度。好在天助我也,从始至终,我连个小小的结巴都没有打过,不然,我一定会觉得窝囊透顶,因为对我来说,做好本职工作比接受记者采访重要得太多。

  留在NHK工作的,也有音乐编辑曾文济。他一直被我叫作小曾。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日本女翻译远藤红子告诉我,在NHK和日本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当中,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陈汉元、小曾和我。

  人世间,小至个人,大至国家,要想赢得人们的尊敬,除了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个人要工作敬业能力强,国家要繁荣富强有实力。电视工作是个非得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就的事业。一九七八年,在中日电视工作者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并肩投入了极大热情之时,多少人的幕后劳动,若在一次性的演播第一线上被搞得差错连连,不能完美地演播出去的话,日本同行会喜欢我们才是咄咄怪事!

  中国电视事业艰难起步的岁月,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基本功和执著的事业心的日子。陈汉元、小曾和我都是建台初期就在直播第一线经历过多年磨炼的老电视,汉元兄比我们还多了一项极具魁力的幽默感。回眸当年的一丝纯纯的景致、一缕纯纯的气息,我仍感到温馨。当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们,都不愧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功臣。虽然他们如今已年过半百,有的更步入了老年,已经退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在日本,正因为日本同行喜欢业务过硬又热情淳朴的小曾,正因为“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除干净,便发生了“交换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就可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他们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因为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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