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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一九五七年,有多少人因为对“苏联老大哥”稍有微词,而被打成了有派分子。马列主义的领袖“马、恩、列、斯”中的斯大林自然也属于不能妄加非议之列。三十多年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绝不像当年中国人都会唱的苏联歌曲《莫斯科—北京》宣称的那样:“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斯大林也绝不像《斯大林颂》中所唱的“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中国人也不必“我们永远跟着斯大林”。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苏联老大哥”都极为自私,占尽了中国人的便宜。

  当年,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真实的“苏联老大哥”、真实的斯大林。但我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

  父亲显然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十分正统。他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的意见冠冕堂皇,但事后往往“招骂”。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要精简机构。父亲动员身为模范教师的母亲退了职,变成了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当父亲整天在家把患有高血压症的母亲当作发泄内心积郁的对象时,母亲往往后悔当初听了父亲的动员退了职。特别到了晚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落实成公费医疗待遇,母亲为此始终耿耿于怀。

  那时,父亲还动员原来在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任会计的堂姑,去山西侯马支援了工作。但二十年后,堂姑一家要返回北京时却再无人予以过问。在堂姑一家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落实回北京政策的过程中,想必不会对父亲感恩戴德。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主动找父亲谈过一次话。那次谈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放弃了多年来报考电影学院的理想,作出了服从国家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决定。

  我事后之所以没有像母亲和堂姑那样埋怨父亲,只是因为我同届报考了艺术院校的同学和朋友学成之后恰逢“文革”开始,白白在军队农场浪费了好几年的艺术生命,而我“服从国家需要”的选择,却让我有机会好好“为人民服务”了几年,况且我也深深地爱上了电视事业。

  其实,由于与父亲的隔阂,我失去了一些很好的学习机会。

  父亲的英文极好,退休以后,他曾为社科院研究生班教授过英文,特别在一九七八年打开国门以后,每个星期四的晚上,父亲都在家给上门求教,攻读“托福”的年轻人义务教学。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从父亲这里迈出了留学海外的第一步。而我,面对着这样的“近水楼台”却总是不屑一顾。如今,我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珍惜那可以跟父亲读英文的上好机会。

  鉴于我和父亲的关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蹈覆辙,我一定要和儿女成为朋友。我的儿子苗苗满七岁时,在北京新街口西河沿的粮店前,我告诉他:“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永远变不了的,可咱们得是朋友,咱们得永远互相说心里话。”我们俩拉了“勾”,作了一辈子的承诺。

  当苗儿高中即将毕业,一次,我和他一起骑车回家时,他说:“妈,我怎么觉得咱俩像同学。”我感到十分欣慰。

  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涮羊肉风波”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我不可能犹如当年足足三天不理父亲似的,至今仍满腹委屈。我并不是个小鸡肚肠的人,就连曾对我的人生造成过伤害的人我都没有不依不饶,更何况是我的父亲,一个让我吃羊肉而不是让我吃“枪子儿”的父亲。但是,“涮羊肉风波”所造成我与父亲内心的距离,从不与父亲有任何沟通的习惯,年深日久,已成定势。

  赴美十年有余,其间,我虽曾回国四次,每次也都会去看望父亲,但只是三四次蜻蜓点水而已。父亲老了,往日那火爆的脾气已不见踪影。面对着老迈的父亲,虽然我仍无多话可谈,但平添了一点恻隐之心。“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起了中学时背诵过的课文。

  年近九旬的父亲曾在给外孙苗苗的信中自省:“我一生赡养四位老人,照顾五个弟妹,抚养六个儿女,以家长自居,一副道学先生面孔。”父亲说,他已把自己的一生写了出来,正托人电脑打印成册,准备给子女有个交待。父亲渴望得到晚辈的理解。

  母亲已经故去五年,寂寞的父亲在一次次来信中对亲情的呼唤,终于使我顿然醒悟:父亲已来日无多。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父亲的一生肩负了太重的担子;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缩短与父亲内心的距离。我想,即使父亲已是风烛残年,但是,只要去做,一切还来得及。

  【十三 女十二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学生。女十二中的前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地处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初中部位于灯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块毗邻王府井的风水宝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曾读过的汇文小学同样的命运,也荡然无存了。现在,那里已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学生报考第一志愿的中学,一般都是东直门的北京女二中,那也是个重点中学,只是由于拍摄《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郭言、张筠英、柳青、刘家彬等都要报考女十二中,为了“扎堆”,又听说那个学校的文艺活动很出色,我就舍近求远了。

  进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个班的初一学生,并首次按年龄分了班。我和郭言、张筠英都十一岁,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岁,分到了二班。当五十个十一岁的孩子凑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时候,校方对这种分班方式可能已经后悔晚矣。

  小时候,随着父亲工作的流动,小学六年,我读过四个学校。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更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母亲工作忙碌,还要操心家务,父亲又多年在外工作,都无法过问我的学业,其间,我又两次离校去长影拍片,心情不免浮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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