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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文一年的住校生活,我虽然没有像如今的独生子女那样,处处受到呵护,甚至还受了点“苦”,但对我独立能力的形成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却功不可没。

  我在汇文戴上了红领巾。

  小学校里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在那个年代是叫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来才改了名。胸前佩戴的红领巾就是队员的标志。入队年龄为九岁。入队条件说是“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其实,辅导员执行时“功课好、守纪律”,往往是最主要的。这比较便于管理,当然也扼杀了创造力。胸前的红领巾,把孩子分成了队员和非队员两类,非队员无疑是坏孩子的代名词。

  在汇文,为了让班主任翟老师满意,为了争取入队,我很辛苦了一阵子,并非功课不行,而是上课的时候,我挺直腰板,把手放在背后,不说话,不作小动作,整整半年。就像二十年后我的儿女在游戏时说的那首儿歌一样:“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的立场最坚定。”

  入队那年,我九岁了。

  汇文时期,二哥掌管经济,我身无分文。为了领取买红领巾的“经费”,我从汇文南院到北院去找非队员二哥要钱。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他得知了我入队的消息,突然发起了犟脾气:“去,去,去,我没钱!”然后又含着眼泪把钱给了我。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劣行,每个孩子最终都是会入队的。二哥从来不淘气,后来也入了队,但究竟是什么时候,谁都没留意。

  在汇文,每到我最盼望的星期六,总是早早地站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去等二哥。我们一起离开学校,穿出胡同,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的盔甲厂那一站登上有轨电车,二哥掏钱买上两张七分钱的车票,一路上,我们欢快地听着站着开车的司机踩着“当当”的脚铃,在东四十二条跳下车,从细管胡同东口走进去不久,就会路过右手边大哥读书的北京五中。再往前走,宽宽的胡同变成细细的一条,这大约就是“细管胡同”名字的由来。细管与北剪子巷相交后,就接上马将军胡同东口了。南北方向的北剪子巷里有很多小铺。二哥常常会买上两根三分钱的红果冰棍,我们比着谁吃得慢,转眼就到家了。我家住在马将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口外就是交道口南大街。

  汇文规定住校生星期天晚上必须返校上晚自习,但我经常赖在家里不肯走。在学校,半夜总是掉到地上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冻醒了,漆黑、冰凉,半天才能明白自己是掉到泥地上了,就是和许多北京老百姓家一样,用夯把土砸得很瓷实的那种泥地。

  那年冬天,我的脚后跟长了冻疮,化脓烂得好像都见到了骨头,只好穿着母亲的大棉鞋去汇文。

  我不愿意住校。每当我耍赖的时候,二哥光看着我孤军奋战,从来不助阵,他只是“下山摘桃子”。我猜,他一定也是愿意星期一早上再返校的。

  母亲经常迁就我,星期一早上到校后,我总能交出母亲为我写的“病假条”。不过,老师从来没问过,为什么我一到星期天晚上就生病?

  我家在北京定居后,母亲便去了紧临马将军胡同的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幼儿园的西墙毗邻的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就是府学胡同小学的前身。关押文天祥的小楼和文天祥的墓碑就在那里。一中心原来是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区和东单区合并成东城区后,就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成为东城区的重点学校了。

  那个年代,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级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是高级小学。初小到高小还要经历一次升学考试,升入本校高小的享有优先录取权。

  该上六年级的二哥得在汇文念完高小。我结束了汇文四年级初小的学业,便不再继续住校。考取了东四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后,我又开始了走读生活。

  八十年代初,“文革”过去了,人生青春的年华也过去了。有一天,一群汇文的校友聚会在一起。如今已去世的孙敬修老师,当时也到了场。

  孙老师在电台里讲的故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他为孩子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在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孙敬修老师的。人们喜爱他,人们尊敬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的职业是汇文小学的美术老师。

  一九五三年,中苏正友好,“苏修”还没被“九评”,学校里唱的是:“苏联是老大哥呀,咱们是小弟弟。”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汇文的全校师生站在南、北两个院子之间不窄的胡同里,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为斯大林默哀。那时我不明白,学校两个院子都有操场,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胡同里?我更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苏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老大哥”。

  在孙敬修老师的美术课上,他让每个同学给斯大林画一个花圈。孙老师在黑板上画的花圈最好看。他用彩色粉笔画的花,圆圆的,很柔和,而且可以一笔就画下来,像小人书店里《白雪公主》的花一样可爱。

  后来,我到了电视台,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院里,偶尔也会碰到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录音的孙敬修老师。每次见到他,总让我想起他画的那个圆圆的好看的小花圈。

  在那次校友的聚会上,人们回忆着汇文的往事,、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唱着小时候唱过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夏令营旅行歌》……一首接着一首,开始还笑着,后来便不笑了,再后来有些人就忍着眼泪了。

  【九 马将军小院】

  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花了三千元人民币买下了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我家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一住三、四十年。准确地说,当时是花了三千万元人民币买下的那个小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币的一万元只等于现在的一元钱,几年后,因为票面的单位太大,使用不便,才进行了改革。不过,那时的钱比现在可经用多了。譬如,一九五三年,满街挺好看的苏联花布才两毛九分钱一尺,我夏天的裙子和衬衫、冬天的棉袄和罩衣,都是母亲用这种棉布在她那台“圣家”缝纫机上做出来的。

  马将军小院的大门是红色的,门上原来有两个铜门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不见了。那时,人们得到处搜罗“废铁”去“大炼钢铁”,不只我家的门环让人橇走了,好像整条胡同的门环在一夜之间全都不翼而飞。其实,“土法炼钢”并不用黄铜,我家那个铜门环也许是让人混水摸鱼,偷去卖给“打鼓的”了。所谓“打鼓的”,就是左手捏着个小鼓,右手拿着根藤蓖子,肩上背着褡裢或腋下夹个包袱,一边敲打着、一边吆喝着,走街串巷收购旧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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