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走近往事 | 上页 下页


  搬到河北路以后,有一天午饭时,才两岁多的妹妹大曼失踪了。原来,她拿着个搪瓷小碗和一个铝勺,独自走出大门,并沿着大街一直走了下去。全家大小都慌了。母亲把她找回来以后,孩子们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不久,我家搬到了成都道伦敦里。有一天,一个好像刚刚当了新郎格的街坊叔叔,要带我去看电影。我穿着一双方口没横带的胶鞋,生怕鞋子掉下来,使劲儿勾着脚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我突然想起,他带我出去玩的事并没有告诉母亲。看电影要很长时间,家里找不到我又要像上次丢妹妹那样着急了;另外,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到远处去,也使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变了卦,虽然有点不敢向那位叔叔张口。但最终还是坚持回了家。

  在我半百的岁月中,许多往日的记忆都是和一些歌曲联系在一起的。

  在天津的日子,中国人的抗美援朝,即美国人的“韩战”刚刚开始。当时,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这场“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将军和南朝鲜的“李承晚匪帮”相勾结,把战火烧到了中朝交界的鸭绿江边,唇亡齿寒,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去“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了。

  那时,年轻人都热血沸腾地报名参军。我有个梳着两条很粗的辫子、姓方的女同学,她十八岁的大姐和她的一群同学走出家门的时候,唱的就是《青年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我永远记住了那群年轻人唱着歌走出家门的画面,我也永远记住了那首后来改名为《共青团员之歌》的歌曲和第一次听到它时的悲壮的感觉。那首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所作的歌曲,也和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曲的《海港之夜》和《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

  《共青团员之歌》后来被选作了中学的音乐教材,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后才不被使用了。“文革”期间,这首歌和那些汇编进《外国名歌二百首》中的所有“四旧”一样,被许多插队知识青年传唱。如今,它又成了中国大陆卡拉OK歌厅里的曲目,但已失却了当年那悲壮圣洁的味道。

  朝鲜前线在打仗,后方全民总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民族情绪激昂。人们都是真诚的。没有什么首饰的母亲把她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去。同学们比着捐献节省下来的早点钱和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各个班级也展开了竞赛。就连那时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都是针对当年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

  我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一个联欢舞会上卖花募款,卖的并不是“文革”后上映的朝鲜故事影片《卖花姑娘》里的那种鲜花,而是用纸扎成的小花。我用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托着纸花,走到一对对正在翩翩起舞的男女面前,怯怯地请他们买花。我那时不过七岁而已,有些胆小。也许正因为卖花的是个胆小的孩子,人们才格外照顾我的生意。

  就在人们慷慨解囊的同时,也有打击不法奸商的活动。按时下的话说,奸商给志愿军提供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没有消毒的急救包、假药、变质的食品和烂棉花做的冬衣,导致战士伤口化脓、生病、死亡。很多照片,展示了受害战士的惨状。“三反”、“五反”和“镇反”,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运动。

  那个年代,人们都把志愿军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学生们与最可爱的人通信成为时尚,其中更有年轻的姑娘嫁给了他们当中的革命残废军人。还经常有志愿军英雄回国到机关。工厂。学校做报告。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就是从跟志愿军叔叔联欢,听志愿军叔叔讲战斗故事开头的。

  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朝鲜战争除了伤残者和阵亡者,还会有被俘的。

  稍长,我曾听人悄悄告诉我,从朝鲜回来的中国战俘,日子极不好过。我同情他们。去朝鲜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像我那个粗辫子同学的大姐一样,是充满了理想的学生,也可能是刚刚分到了土地的年轻农民,在就要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新生活时,他们就如《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那首歌唱的那样:“命运使我们这样,离别了妻子和田园,坚强地走上战场……”但是,他们没有万幸地凯旋,他们也没有不幸地死去,熬过了战俘营里悲惨屈辱的岁月,当他们有幸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时,并没有安抚和鼓励,也没有理解和信任,而像“文革”中的“说清楚会”一样,得“交代问题”,数十年来,背负着“战俘”这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去面对余生。

  在残酷的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有时别无选择。如何对待“俘虏”,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就有了歌颂抗日战争时“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跳悬崖”的故事。日本人讲究“武士道精神”,于是就有了无数“剖腹自杀”的事件发生。交换战俘时,有些志愿军战俘之所以选择去台湾作“反共义士”,不仅因为他们身上被刺上了反共的字句,而且也绝不能排除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要说他们回到中国社会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背上了“愧对江东父老”的心理压力。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多少年过去了,不知道我那位方姓同学的大姐如今情况如何?当年和她一起唱着《青年团员之歌》走出家门,奔赴朝鲜战场的那群热血青年的命运怎样?他们是不是都活着回到了中国?

  一九五二年暑假,我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后,举家又迁往北京。

  虽然我只在天津住了两年半,但我怀念那里。直到二十五年后的清明节,我去采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巡回演出的话剧《报童》,才有机会第一次重访天津。

  【八 北京汇文学校】

  虽然我的祖籍是苏州,但我把北京视为故乡。自一九五二年全家移居北京,到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中国,北京三十五年的生活,甜酸苦辣,大起大落,留下了我从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的生活轨迹。

  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学识不错,英文极佳。但“两航”起义归来,在天津民航局,他只是个工会副主席,管管联欢会之类的一个闲差。后来,他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工作,先后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一走数年。

  因为小叔叔和三叔叔已经定居北京,小叔叔还买下了北新桥仁德里一号的四合院,三叔叔也搬到了交道口东大街,住在小叔叔家的大斜对过。为了有个照应,父亲走后,母亲辞去了天津培新幼儿园主任一职,一九五二年暑假,带着孩子们搬到北京。她后来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和东四五条幼儿园任教。

  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半了。

  刚到北京,母亲带着从两岁到十五岁的六个孩子暂时挤在小叔叔家的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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