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85)

八五

　　1931年的春天来了，毛竹节节高，山茶叶儿绿。和煦的春风传送着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喜讯：3月，双桥镇大捷，消灭了敌三十四师，敌师长岳维峻被俘；金家寨、英山城解放了，敌新编第五旅大部被歼；红军打下了麻埠，击溃了守敌和反动民团。4月，红军主力挥师皖西，独山守敌一个团被打死打伤2000余人。“红军回来了！”乡亲们为胜利所鼓舞，奔走相告。凯歌声中，独山区青年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这时“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她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旧历五月的一天早晨，阳光是那样的明亮，河水也好像在欢唱。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她怀着喜悦的心情应征投奔红军。她到了独山镇苏维埃政府，随后被送到皖西北道委所在地麻埠。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集镇，街上是熙熙攘攘的青年男女，墙上到处写着“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等标语。

　　红军欢迎自己的女儿！红军欢迎自己的女兵！

　　她心里可乐坏了，差一点掉了泪。是啊，从今天起就是个红军女战士了，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怎能不高兴呢！

　　当上了红军，就参加扩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真红火。可是，好景不长。敌人的多次“围剿”，张国焘等人的错误路线，迫使红军的女儿踏上西进北上的征途。

　　当红军真艰难！

　　1935年4月下旬，经过20多天的苦战，汪荣华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嘉陵江，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这时，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在红军主力胜利渡江，东线红军、游击队和省委机关撤离时，张国焘借口所谓“坚壁清野”，不顾红军指战员的反对，强令部队将沿途的房屋、资财付之一炬。一个个村镇浓烟滚滚，群众携儿带女无家可归。在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她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向西转移。5月，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率领下，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北上，同我们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四方面军也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策应一方面军北上。经过艰苦的转战，于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准备按中央的方针继续北上，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

　　可是，两军会师带来的欢乐气氛，不久就被张国焘的反党行径所冲淡了。由于张国焘极力阻挠北上，在懋功地区停留了两个月之久。后经中央同张国焘的多次斗争，北上的方针才得以实施。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

　　这时正是初秋。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进入草地后，不仅没有道路可走，连水也喝不上，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再加上粮食短缺，病号日增。经过5天的行军，左路军于8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

　　深秋来临，寒风凛冽，草地一望无垠，天气变化多端。红军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草地不仅气候多变，有些地方还有不容易被人识别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遭到没顶之灾。

　　草地是艰苦的，草地也是浪漫的。汪荣华清楚地记得，她和总参谋长的罗曼史就是在草地上开始的。

　　那是在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汪荣华所在部队驻在川康边界的杂古垴。一天早晨，她们刚刚吃饭就接到通知，要机关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

　　这天早晨，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山寨的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等待着中央代表团的到来。上午9时左右，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从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和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位是戴着眼镜、有军人气质的同志。汪荣华问身边的同志：“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

　　“刘伯承总参谋长。”

　　汪荣华一听，伸了伸舌头。姑娘哪里知道，这位将军会是她未来的丈夫哩。

　　不久，汪荣华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和刘伯承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刘伯承还抽空教她学政治，学文化，讲历史。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使她十分敬重。尽管当时刘伯承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情绪低落。刘伯承对革命前途，总是充满信心。由于彼此接触较多，由熟悉而产生了感情。当刘伯承提出婚姻问题时，汪荣华开始有些顾虑，觉得俩人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刘伯承诚恳地解释说：“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经这一解释，汪荣华毅然地答应下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该书前面的章节曾说到刘伯承是个有家室的人，还曾被儿子告密过，这些情况女方知道吗？

　　问得好。虽说当年红军没有婚姻介绍所，但对男女的结合还是十分认真、严肃的。1983年冬天，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老大姐，曾经告诉笔者：

　　“当时，我和弼时同志都是见证人哩。别看伯承同志指挥千军万马，但在姑娘们面前还是蛮拘谨的。他在四川家乡原有一个夫人，抽鸦片，1927年就脱离了关系，还有那个不争气的儿子。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组织上曾安排一位女同志同他一道工作、生活，到苏区后失去了联络。当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大，身体多病的情况，希望有个女同志帮助他。汪荣华是个很好的女同志，他们又有感情，结合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红军的婚事并不浪漫，而且还有不少的磨难。

　　当时刘伯承因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被软禁，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他们无法结婚。

　　秋去冬来，天气渐渐地冷了。红四方面军回到四川后，由于张国焘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军事上屡遭失利，无法在四川立足。张国焘见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北上。这样，红军从川西出发，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西进途中，红军不仅要同沿途敌人作战，还要翻越雪山。1936年7月在甘孜地区，二、四方面军会合了，随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军再次穿行茫茫草地，再尝沼泽之苦。在快过完草地时，刘伯承去二方面军工作，汪荣华也随着来到甘肃成县曲子镇。

　　1936年秋天，是个秋风送爽、大地铺金的好季节。中秋前后，当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际，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的甘南小镇，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身伴侣。婚礼十分俭朴，没有丰盛的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没有红烛新房。但是却有满坡烂漫山花的摇曳，有清源河水汩汩伴唱，有战友们衷心的祝愿，他们感到非常幸福。数十年后，汪荣华回忆起草地上初恋的时光，完全沉湎在忘我之中，她深情地说：“在我和伯承同志相识的那段时间里，从杂古墒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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