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22)

二二

　　【13.50年前的佚文曝光，令世人惊叹。
　　“老子被儿子”告发的私秘却越传越玄乎……】

　　70年代末期，有关部门在整理共产国际移交给中国的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篇介绍南昌起义的极有价值的文献，也是我党最早、最全面的革命暴动总结。其立论之高，含意之深，实属研究武装暴动史的精品。

　　专家们惊喜起来！自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研究南昌起义的论文、专著、回忆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但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是这一篇。

　　请看文前“小序”中的一段话：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但作这报告有三个缺点：

　　“一、南昌暴动，我是被四川贵州军阀围攻失败刚逃出来参加的，暴动前之经过我不能详尽叙述。

　　“二、失败时军事记录全失，此是凭回想叙述出来的，关于数字，不能正确地指出。

　　“三、失败后未能同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得一个很正确的结论，此是就个人知道的说出来的。”

　　谁是文章的作者？

　　刘伯承！

　　80年代初，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致使湮没在档案中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献公诸于世。

　　史学界惊叹不已。如同发现了稀世珍宝。

　　的确，这篇报告是我党关于南昌起义的最丰富、最完善的一篇文字，同时，也是我党历史上关于武装暴动的最早的经验总结。在这篇长达1.4万多字的报告中，刘伯承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暴动的思想，高度地肯定了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最早提出：“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

　　在报告中，他详细回顾了南昌暴动之前的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了我们党发动这次暴动的决心及其经过情形。而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党在组织暴动时“根本上的弱点”，他写道：

　　“1．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我们同志武装尚多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第三派联合成熟，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

　　“2．空间说，未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

　　“3．就数量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在通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4．就质量说，敌军自然内部复杂，战斗力不尽强；而我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且训练能战的亦不甚多，因此无收指臂效果的可能。

　　“既有以上四个弱点，而与广大之反动力量对战，暴动的胜利，自然不敢说是绝对的。但我们如善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利害冲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确的行动，诚有相当胜利的可能。”

　　随后，刘伯承又从八个方面详细列举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指挥上所存在的错误，他指出：

　　“1．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此次暴动的总领导者，是前敌委员会，如谭平山在南昌领导暴动，而前委并无其名。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

　　“2．暴动时因要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来，农民之未能充分起来一齐奋斗，自有一些旁的情形，而这确为主要的原因。

　　“3．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

　　“4．我们革命是要不断地不妥协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奋斗的精神，坚决的手段致敌死命，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置，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深的基干部队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乃计不出此，这是我们同志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游移误事的大罪过。

　　“5．这次估量太差。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此次估量自己农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因为我们既将土地口号提错，农民力量当然减少，如农民在争夺土地之时，确能奋斗，但不能就未编练之农民对敌正式作战。南昌暴动时，尚有望未编训之农民，正式作战者，这是何等的不认识哪。此时农民本可以扰乱敌军的，因计划不周，组织不好，联络不确实，而收效甚小，又是工作不切实的罪过。

　　“6．财政本应该在剥夺地主上，坚决地精密地计划，与毅然决然地实行，才能够供给需要，卒于旧的普遍派款。

　　“7．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材非常缺乏。

　　“8．一切政治工作人员，自然不能在最短时间觉悟农民、组织农民，但到一地宣传，亦须努力为之，又在有组织农民之地，亦没有确实联合。”

　　人们都知道，刘伯承久事军旅，是中国军事界的名将。在沙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又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人称他为“革命暴动的专家”。这两次暴动是他参加共产党以后的两个大动作，也是献给中国革命的“进山礼”。可惜，由于各种原因，两次暴动均“败走麦城”。但刘伯承为革命屡仆屡起，奋斗不止的精神却与世长存。

　　1985年春，笔者随着络绎不绝的人群，来到江西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刘伯承元帅的塑像威武雄壮，栩栩如生，同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并排竖立。讲解员的生动叙述，将人们带回到久远的年代。

　　1927年，南昌的盛夏，酷热难当。谁能想到古人王勃笔下“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欧越”的宝地，即将成为中国政治与军事的热点呢。

　　这年夏天，刘伯承悄然离开汉口之后，同吴玉章等人乘坐门罐车来到江西南昌，协助周恩来、朱德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参与指挥作战行动。

　　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和刘伯承。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南昌的敌人。”接着，照中共中央命令，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了在防息万变的形势下，对许多重大军事问题及时作出决策，周恩来提议设立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周恩来、贺龙、叶挺为委员。为争取这时尚未到达南昌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错，把他也列名为委员。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任命贺龙为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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