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20)

二〇

　　1927年5月16日傍晚（即农历4月16日），刘伯承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移到泸州城西南侧的龙透关下。刘伯承在第六路第二团的临时指挥所（凉棚）内稍停片刻，向该团副团长李际权询问情况，然后，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而下，悄然出走。

　　泸州顺庆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出走），时间长达167天（顺庆起义只有14天），终于失败。但是，泸顺起义却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革命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虽败犹荣。

　　1982年春天，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此时称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发布“嘉奖令”，称：“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面皆敌，而百折不回……”

　　可是，有谁知道，在“嘉奖令”发布的时候，刘伯承军座正在崇山峻岭中躲避追兵，大有断炊之虞咧。

　　【12.1927年夏天，武汉的两条大新闻：
　　“刘氏身冒万险绕道陕豫来汉！”
　　“刘伯承突然失踪！？”】

　　1927年5月中旬，刘伯承偕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自泸州隐蔽出城，冒着大而走出敌军重围后，来到了富顺县。刚走近城墙，打前站的参谋周国干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城墙上贴着三尺见方的《通缉令》，上面印着刘伯承的画像，悬赏5万银圆以换取人头。一看这种情形，他们急忙拐上小路朝隆昌、荣昌方向走去。反动军阀刘湘也很快得到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急忙派出刽子手蓝文彬带人跟踪追捕。在通过荣县地界时，刘伯承等碰见了对头蓝文彬。当时，蓝文彬正坐在轿子里，戴着墨镜，颐指气使地催促喽罗们“快点，快点！”刘伯承一看情形不好，马上转弯走山路。当蓝文彬摘下墨镜发觉行人正是刘伯承，急忙派人追赶时，刘伯承等早已急步流星，隐入崇山峻岭之中。

　　在荣县脱险之后，刘伯承等人夜行晓宿，经大足、铜梁到川东北的途定（达县）地区。这天傍晚，当他们在一段峡谷里穿行的时候，突然从旁边冲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恶狠狠地吼道：“快把光洋留下来！”

　　刘伯承迅速拔出手枪，厉声斥责道：“有刀的打不过有枪的，快把刀放下！”韩、周二人也掏出了“家伙”。

　　那几个土匪一看对方威风凛凛，又有新式手枪，马上畏惧起来，向后退了几步，放下刀，跪地求饶。

　　刘伯承拿出四五块大洋，往地下一扔，严厉地说；不要干这谋财害命的事啦，有本事跟反动派去斗！滚吧！”

　　土匪们忙不迭地点头哈腰，抬起银圆，一溜烟跑了。

　　他们3人翻过大巴山，在茅坝关附近乘上了小船，船行在汉江上游。刘伯承站在船头感叹地说：“刚刚虎口脱险，又碰上强盗打劫，这个世道真不太平呀。”

　　参谋长韩伯诚点点头，颇有同感地说：“这个社会亟须改变啊。”

　　刘伯承沉思地说：“好端端的革命形势被国民党右派断送啦。这些人掌了大权，就是虎狼横行，恶人当道！还得靠我们去奋斗啊。”

　　这时，前面要通过一段滩，船工要大家从山上绕道走过去，到下游再上船。于是，他们和小船上的五六名乘客，又循着山路向上攀登。

　　山道越来越窄，树丛也越来越密。当人们刚刚爬上一处高坡的时候，忽然右侧传来一阵“呼呼”的喘气声……

　　“虎！老虎！”有人惊叫起来。

　　大家定睛一看，果然在十来丈远的地方蹲着一只白额吊睛大老虎，正在磨牙咋舌，远远地盯着这一路过客。眼下，后退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周参谋慌忙掏出手枪……

　　刘伯承连忙用手拦住，冷静地说：“不要放枪！大家保持肃静，不要作声，跟我来。”说完，他十分沉着地在前面引路，其余的人跟在后头鱼贯而行。那只野兽在上面真是虎视眈眈，却意外地没有动身，尽管如此，众人都捏了一把汗。但总算平安地通过了这段山路。人们又登上了原来的小船，顺流而下。

　　刘伯承回过头，幽默地对老虎拱手称道：“老虎、老虎，多谢了，这下你没帮倒忙。”

　　刚才人们都紧张得不敢出大气，现在又都忍俊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韩百诚感叹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虎口余生啊！”

　　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翻越了险峻的秦岭。到达古都——西安。这时，他们已经十分疲劳，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了。

　　在西安他们投宿到泰中旅馆，周参谋掏出仅有的两块钱，交给了老板做押金。这样，才让住了下来，可是三个人都身无分文了。在那个世道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他们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

　　刘伯承的心情更为急切。因为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整个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吴玉章同志通知他速到武汉，共谋军事大计。他也急于找到党中央汇报情况，了解下一步的决策。刘伯承提议说：“躲在屋里等，是没人送钱来的。走，到街上转一转，碰碰运气，哪怕是讨饭，我们也要尽快到武汉找党。”

　　他们三人一齐出动，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可转了半天，连个熟人的影子也没碰到，肚子里却早已咕咕直叫了。韩、周二人泄气地坐在路边上。

　　刘伯承却随意在看墙上一张处决犯人的《布告》。当看到下面签署的名字——军法处长于宝轩时，不由得兴奋起来，自言自语地琢磨说：“不晓得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于宝轩？”

　　韩百诚一看刘伯承在《布告》上“遇见”了熟人，也满怀希望地凑过来，问长问短。

　　刘伯承沉思地说：“只是一面之交啊。人家有没有钱？肯不肯借？还很难讲。但可以试一试。”

　　周国干听说熟人是位“军法处长”，便皱了皱眉头，阻止说：“莫冒险！人家到处通缉你，你还送上门去。不要刚出虎口，又自投罗网。”

　　“他们怕没那么高的眼力，把我刘某人看那么大价钱——5万块大洋。”刘伯承诙谐地摊开双手：“如今，我一无所有，一钱不值罗！只好想个妥善的办法，写封信去试探试探。”

　　投邮后的第二天晚上，那位于处长果然单独来到秦中旅馆。刘伯承一看情况比较正常，马上出面对那位于处长说：“老弟，我初到贵宝地，手头没钱了，想借点路费，日后一定奉还。”

　　这位于宝轩，早年跟刘伯承有过接触，对他十分敬仰，便如实地说：“我这个小处长，每月才几十块大洋，老弟又没有什么积蓄，确实解决不了你们的困难，不过，我倒有一个主意，找邓宝珊先生借一点。”于宝轩诚恳地介绍说：“邓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如今当了陕西的军务会办，为人倒也开朗。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的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邓长官会解囊相助。”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