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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什么人上了天安门,可是一个政治晴雨表。人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有否出席,站在什么位置来判断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毛泽东点了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接见,仍然安排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对此,贺龙感到满意。他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会后,他听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

  贺龙把脸一板,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仍然在维护着刘少奇这位革命家的国家主席地位,其实,他的这颗善良之心,在这场浩劫中毫无作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于是,在党内斗争中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墙倒众人推。会议越开,上纲越高,离实事求是越远。

  贺龙忧心忡忡,一言未发。

  在一次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

  毛泽东问贺龙道:“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毛泽东这是明知故问。

  贺龙回答说:“还没有发言。”

  贺龙是如实报告。

  毛泽东又问道:一怎么不讲一讲?”

  毛泽东似在有所紧逼。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实事求是,言为心声。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好心的人见此情景,甚为这位老总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谁知,我们的元帅却不以为然,他回答说:

  “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

  话是不错的,可是,老帅啊,当时的政治形势,讲真话是很难的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很多人不知其因。

  有人问贺龙,说:“贺总,你说生活会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他似乎答非所问,但其内心世界跃然活中。

  他上不了纲,人家却要上他的纲。他哪里知道,正在他全力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党的团结的时候,一只毒手已经悄悄地向他伸了过来。

  【25、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交给贺龙。林彪在“小
  型打招呼会”上说:对贺龙“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贺龙发脾气说:“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我们这些老帅是善良的。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仍然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极为担心的变化。有一位作家曾这样叙述说:德高望重者沉默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者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火。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阴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阴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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