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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决定西南地区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讨论进军西藏问题时,贺龙作了主要发言,他说:“从已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这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又需有特别的工具,因为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还是要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第二是政治问题。现在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还太少。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有针对性地准备进藏宣传品。”“首先要把国民党的汉化方针丢掉。国民党要把藏人变汉人的政策是不对的,也是失败的。”“西藏地方政权的情况也未弄得很清楚c他们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的。”“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倡信仰自由为好。”“我们必须把以上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的。”

  邓小平在听了贺龙的发言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后,他把进藏问题高度概括为两句话,叫做“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他的这两句话,准确地反映了进军西藏的特点和工作方向,成为整个进军西藏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决定:进藏部队为一个军,任务交给了由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并决定立即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这个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大队。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前光义来到成都向贺龙报到。前光义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当时是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贺龙调他来担此重任,是看中了他在后勤工作上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经验。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用牲口,有些地方牲口也不行,得靠人背。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根据贺龙的建议,甘光义组织支援司令部的有关专家、技术人员从被服装具到战士食品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贺龙对军区参谋长李达说:“要大力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被服装具设计出来之后,贺龙都要逐个亲自检查,连衣服缝了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与否,都—一过问。贺龙对他们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式样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不要穿得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

  战士的服装试制出来以后,他亲自跑去试穿了一番,感到满意了,这才批准生产。对进藏部队的装具、饮食等,贺龙作了极严格的规定,例如,每人带了些什么,什么质量,每天的食物热量、维生素要保持什么标准,等等。

  毛泽东说过:“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话的确是个真理。贺龙的认真,使进藏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既扎实又有效。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准备工作便如期完成了。

  3月14日,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动员誓师大会,向西藏进军。

  进军世界屋脊的确困难重重。

  十八军4月份到达西康的甘孜,便被困在那儿了。由于修路进度缓慢,空军的试飞又未成功,先遣队供应困难,发生了粮荒。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斤粮食。到了s月6日,空军试飞空投成功,这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喜讯,盼望空军能把他们的给养源源不断地送来。可是,支前司令部的空运大队只有两架飞机,根本无法保证先遣支队的粮食供应。

  贺龙心里十分着急。他对邓小平说;“政委同志啊,你说怎么力、啊?”

  邓小平笑着说:“老总,你向中央军委去要飞机嘛!”

  贺龙点头说:“对,向毛主席伸手去。”

  他立即以邓小平和他的名义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力量,请中央考虑。

  邓小平的办法真灵。毛泽东接到贺龙送来的报告,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以空投进藏物资。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站得高,看得远。在批准购买飞机的同时,4月1日打电报给邓小平、贺龙说,进军西藏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哪里,路就要修到哪里,各种物资也要运到哪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邓小平拿着毛泽东打来的电报,对贺龙说:“我的老总,主席让我们修路,不要光靠飞机喽!”

  贺龙看了电报也笑了,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怎么办?我只好执行接!”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是贺龙办事的特点。很快,他便成立了一个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调集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的公路。他又指示云南省军区滇西援藏司令部,组织部队和一万七千人的民工,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以便使云南省军区进藏部队迅速开进。

  在这位老总的领导下,到这年的1O月份,就修筑公路七百五十公里,真正做到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着公路的不断延伸,十八军陆续从四川开抵金沙江东岸的巴塘一带。贺龙指示,飞机、汽车、马车齐上阵,将上万吨的物资运到甘孜。

  此时,配合十八军行动的云南省军区和青海省军区骑兵支队,已分别到了贡山和玉树。至此,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三面接近了进入西藏的门户——昌都。

  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要他们派代表前来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但却遭到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他们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不来北京,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看到这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忧心仲忡。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希望彼此兵戎相见。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拉萨,晋见达赖喇嘛,做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化干戈为玉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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