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63)

六三

　　第一件事是解决金融问题。首先急需筹措资金，以应急需。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呢？开始他派一二〇师的正副供给部长分别到晋中和晋北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做生意。他派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到绥远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筹集土特产，然后，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去，换回晋西北所需的资金。这个办法很见效。第一次，范子瑜将从大青山筹集来的土特产变卖以后，带回来三四十万块银元。贺龙很高兴，这三四十万块银元至少可以应付眼前的急需。可是，一天以后，新任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给他，说中央经济困难，特向他求援。贺龙拿着电报，把两位供给部长找来，问道：“你们看这事怎么办？”

　　两位部长心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一点钱，还不够晋西北用的呢！他们怎么表态？可司令员问他们，又不能不说。供给部长陈希云机灵，他说：“一切请老总裁定！”

　　得，他把贺龙踢来的皮球又踢了回去。

　　贺龙一笑。他明白下级的心思，便问道：“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

　　“三十万块银元。”副部长范子瑜回答。

　　周上第、甘汹淇估计，不给是通不过的，所以，他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送走吧！”

　　贺龙沉思了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

　　三分之二？我的妈，留下来的钱还好干什么呢？陈希云真急了，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棉衣过冬呢？”他反映的是晋西北的实际情况。

　　哪知，贺龙把脸一沉，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好一个贺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在他看来，支援中央，支援延安，义不容辞。没有延安，晋西北也不复存在。晋西北再穷也首先要保证延安之所需，它是“头”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到底向延安送过多少钱？笔者曾向管过钱的老同志询问。他们笑着说：“那多了，谁说得清？”

　　筹措资金只能是一种临时的应急办法，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他和区党委协商以后，把晋西北绅士刘少白清出来筹建自己的银行。让一个名士绅出来主持共产党的银行，这事也真新鲜。不少人不理解贺龙是怎么想的。贺龙心里是有数的。

　　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当过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天津市商品检验局的科长，虽是晋西北有名的绅士，但是位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熟悉金融财政，了解晋西北的情况，将他请出来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刘少白不辱使命，筹建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使得晋西北有了一个可以运用有效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给的金融机构。

　　贺龙做事一步一个脚印。请出刘少白以后，他就去抓生产。生产是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本呀！他亲自召开了晋西北财经会议，把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为此，他亲自动员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他又发动部队多种棉花，建设了河西被服厂；又要求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晋西北煤多，又动员各部队抽出人力开矿挖煤，用以解决部队、政府和群众急需的燃料。贺龙是个很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的人，他懂得只抓生产，不搞流通，经济无法活跃，人民群众供给也得不到保证，因此，他同时指示各部队开办商店，开拓物资流通、活跃经济的渠道。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开办了十六个商店，赢利法币七十万元、农币六十万元，方便了群众，改善了部队生活。

　　在贺龙这位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下，到1943年他离开晋西北时，经济状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善。

　　这些，毛泽东心里自然十分明白，因此，才点名让这位老总来陕北理财。

　　1942年6月8日，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委员由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区域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共十九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又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以财委副主任身份兼任财经办公室主任。

　　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中突出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的头一斧头，就是采取了一项临时应急措施，解决边区政府的困境。他的办法是：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让军队来负担政府的开支。这当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军队干部能想得通吗？不少人意见纷纷。

　　贺龙把军分区的领导找来，对他们说：

　　“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客栈、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因为，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第二、你们能挣钱；第三、你们有群众；第四、有枪杆子；第五、有商店；第六、有工厂；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第八、有运输站；第九、你们也有钱。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他指出，我的包干办法，就是“你们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们要。上面总共补助五百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付担子，而且要排好。”他指出，各分区要成立个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难关。

　　你也别说，他用行政命令搞的这个财经“包干”，的确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他们发展全区生产和解决本区财经困难的责任感。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这只能是一种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根本的问题，一是要设法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来延之后，他深入实际，广为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人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各种土特产品。但是，这几年来，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科学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自己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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