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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暴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阴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荡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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