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23)

二三

　　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贺龙的部队以后，以其勤奋的工作，正直的为人，聪明的才智，与群众的良好关系赢得了贺龙的赏识和钦佩。部队的许多工作，都要倾听他们的意见，照他们的主张去办。这样，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逐渐“左转”，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贺龙和周逸群的私人关系也日渐密切。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九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十五师，负责警备部西。

　　驻在鄂西的，以反共著称的湘军师长何键，不能容忍左派武装进入鄂西，不断唆使他的部下向独立十五师进行挑衅，并勾结宜昌地区的地主、商人制造谣言，诬陷贺龙独占宜昌战役中缴获的枪弹，在宜昌强迫捐款等等，以此向武汉政府告状，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黔军王天培部，听信谣言，常借故制造摩擦；国民党中的右派利用何键的诬告，企图借机解散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武汉政府派出具有国共双重身份的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到宜昌调查处理。吴玉章以中央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在宜昌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在峡州饭店同贺龙进行了长谈。这是暨夏曦、陈昌、周逸群之后，贺龙接触到的第四位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关于这次调查，吴玉章在其《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记述说：

　　“我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军已经剑拔弩张，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向贺龙民军开火。民军处在枪少人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同意他们取消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

　　吴玉章机敏地处理了这一矛盾，使贺龙对共产党更加佩服，也更其按共产党人的主张办事了。但是，因此而引起了以贺龙老友陈图南为首的一批右派军官的不满，常常对周选群他们的意见顶着不办。有一次，周逸群、刘达伍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内有政治课一节。担任高级参谋的陈图南却藉口即将打仗、没有时间而予以否决。

　　事情闹到了贺龙那里。贺龙支持周逸群的意见，他说：“正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打仗。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有人认为我不会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棍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就是因为我讲政治，才能唤起民众。”他对陈图南说：“陈参谋，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陈图南语塞，只是呐呐地说，他并不反对唤起民众，而是反对高谈阔论。

　　贺龙说：“算了，不要争了。政治课要上。就这样定下来。”

　　这一具体事情解决了，但左右两派的矛盾却加剧了。贺龙不明白，为什么陈图南他们这些过去一直跟随他的人，会尖锐地反对周逸群？心里很别扭。

　　由于吴玉章的建议，1927年春，旧历腊月将尽之时，独立十五师从宜昌移师鄂城、黄冈，担负拱卫武汉三镇的任务。师部设在汉口。

　　武汉三镇，名闻遐迩，长江上的大都市，又是革命的中心。到了这里，谁不想到处走走。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贺龙便邀了陈图南、贺锦斋、刘达伍，漫步汉口衔头，创览市容。他们走到昔日的英租界上，看到街上行人如织，自由自在，街头的革命标语令人瞩目。旧租界的痕迹一扫而光。

　　贺龙昂首阔步在林荫道上，很舒坦地吸了一口气说：“这才叫扬眉吐气！北伐军一到，老百姓就起来了，要求收回美租界。共产党鼓动民众是很有办法的。英国人那么四，还不是给轰跑了。共产党有办法，中国人有骨气！”

　　“云卿兄。”陈图南笑着说：“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什么？左？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扬眉吐气就是左？这也叫左，那么我早就是左的了。”贺龙扬扬他的大手说。

　　陈图南说：“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莫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值得注意。”

　　贺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这，我心里有数。”

　　这天晚上，贺锦斋对刘达伍说：“陈参谋上午的话，是指周逸群说的。周逸群发展了一些党员，他很不自在呢！老在常哥面前说周的坏话，常哥没理他。我看这人两面三刀，心术不正。”

　　贺龙当然听出了陈图南的话外之音。他很不高兴。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步，想着最近部队中的一些动向。他敏锐地感觉到，陈图南、周逸群的对立日益尖锐了。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手枪队长陈佑卿、机枪营长陈策勋，这帮陈姓家族搞在了一起，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什么“先生来了，老板把我们卖了”，什么“老板六神无主，先生当家作主”等等。他批评了几次，可是没有用。往日，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一开口，再大的分歧也能放下，如今却大不一样了。他心里很烦。

　　隔日，他去拜访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贺龙知道，他是共产党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专程去向他请教。林伯渠告诉他，最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打击、排挤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制造分裂。国民政府已经迁到武汉，并宣布了武汉为首都，但是，蒋介石却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这种斗争，迟早要反映到北伐军当中来的。林伯渠一席话，使贺龙茅塞顿开。他感到，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就是这种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一种反映。他很不安，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整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演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人员枪械大增。唯独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却令其裁减。原有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被命令缩编成五个团，三个直属营，1万1千人。这样一来，大批官兵需要遣资还乡，有的军官需降级使用。贺龙只能照办，别无他法。他大公无私，做了大量工作，先裁减自己的至爱亲朋。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把贺龙这支素质较好的左派武装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似明镜一般。他的部队太靠“左”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左右两派的斗争已经直接波及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右转，反而更加坚定了。

　　3月初的一天，贺龙在鄂城突然接到秘书长严仁珊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连日武汉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既然“有事”，为什么又不让他“返汉”？严仁珊搞什么鬼？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贺龙没有听从严仁珊的意见，在匆匆处理了整编中一些未了事宜之后，于3月12日返回了汉口辅堂里四十二号寓所。他要去查明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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