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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但他很少去看戏,他不喜欢看戏后上台接见和作“指示”。随着军队文化事业的发展,影片多了,放映队伍也扩大了,为高级领导人到家里放电影已成司空见惯的事。可徐向前一直谢绝到他家放专场电影。他总是说:“看戏看电影是一种娱乐,为什么不到人民群众中同娱乐?想着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好!”日子久了,徐帅家里形成了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而他本人由于工作忙,很难按钟点到电影院看电影。后来,有了电视机,徐向前看电影的问题才算解决了。

  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困难,生产和生活都出现了滑坡。粮肉等食用品更是奇缺,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徐向前怀着沉重的心情,和全国军民一样勒紧腰带共渡难关。管理人员为了照顾元帅的健康,想买点肉给他补补身子,他知道了,马上制止,并深情地对管理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毛主席那样爱吃红烧肉都带头不吃了,周总理也和大家一样粗茶淡饭,我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想着人民,想着部队的官兵,不能有丝毫特殊啊!”

  尊干爱兵,这是人民军队的又一光荣传统。徐帅身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始终把爱兵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在他身上,官兵们既能看到一个中国元帅的威严,又能体会到一个长者的慈爱。

  1965年,他到部队视察,听完有关领导同志的汇报后,就一头扎到连队,看战士们的训练表演,听战士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查连队宿舍的内务卫生,就像一个老连长又回来似的。临走时,徐帅突然想起没去炊事班看看,便又快步来到炊事班查看战士们的伙食,并握着炊事员的手亲切地交谈。

  陪同他的一位首长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回想起攻打太原时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9年初春,因徐向前病情越来越重,前委决定将他用担架抬往峪壁村休养治疗。他躺在担架上,坚持要到前沿阵地去看看在那里战斗的官兵。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使在场的人都吃惊了。谁对他劝说都不起作用,只好将他抬到距太原最近的东山十五纵队阵地。在这里,他看到炊事员为保障前线官兵能吃上热饭创造出底下能生火的保暖饭桶,高兴极了。他说:“好啊!好,这样同志们就不吃凉饭了!”并指示马上在参战部队推广使用。16年过去了,这位首长看到徐帅还和当年一样,爱战士、疼战士、无微不至地关怀战士,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徐向前80多岁高龄时,新中国的元帅,健在的只有他和聂荣臻了。可他并没有因年龄老而淡化对士兵的深情。

  1979年,我昆明云南边境部队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有一批干部战士阵亡和伤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牺牲的烈士要给以抚恤,对伤残的战士“酌情安排工作”。

  一些地区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正之风的影响下,一些残废军人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在昆明街头出现了军人佩带勋章乞讨的现象。一些烈士家庭,生活则更是困难,全部抚恤金买不到一头牛,有的人家抚恤金还没拿到手,就用来还债了。

  徐帅得知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对有关的同志说:干部战士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牺牲和伤残,战后都应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影响军心也影响民心啊!徐帅提议军委办公会议要研究这个问题,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这个问题。

  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各级政府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建议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

  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工作时,杨得志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徐帅的谈话,各位书记认为老帅提出的问题重要,建议可行,不久,国务院重新下发了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后来,又陆续下发文件,将烈士的抚恤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件事的过程,中国军人有多少人知晓?中国老百姓有多少人知晓?徐帅并不想让人民和士兵知道这些。只要问题解决了,他的心就可以平静了。

  在祖国西部祁连山下的荒漠里,掩埋了当年跟随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的成千上万西路军将士的忠骨。还有一些流落异乡的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有的在政治上还继续受到打击。可这些人并没有忘记党。有一位红军女战士,在衣食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存钱交党费,分分角角地存了几十年,到1984年竟存了400元,向党交了一次特殊的党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罕见的一次党费。徐向前听到这件事,深为西路军战士对党的忠贞所感动。伍修权、王定国等深入甘肃,调查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情况返京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在徐帅等一批老同志的关注下,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作出了对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战士的照顾办法。后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徐帅、李先念和胡耀邦的关怀和支持下,修建了西路军纪念馆、纪念碑,让他们的业绩光照千秋。

  〖40.“文革”中徐向前被推进动乱的漩涡,历经坎坷。为稳定军队夜闯“林帅府”毛家湾〗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汹涌翻腾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几岁的娃娃,以对毛泽东的无比“忠”心,卷入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于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大动乱,就像一艘开足马力外地被推入这动乱的淤涡,历经风险和坎坷。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指出这“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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