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69)

六九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亲切接见了徐向前。他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无比深情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他一边说，一边关切地从徐向前的头看到脚，又说了一句：“瘦了，瘦多了！”接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送给了徐向前。两个人一边吸烟一边交谈，室内充满轻松自然的气氛。毛泽东并没有把西路军的失败看得很重，更没有问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只是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的汇报，当徐向前沉痛地讲到西路军的失败与自己的责任时，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泽东用那深情、慈祥的目光看着徐向前，接着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价，对西路军的赞扬，徐向前听了很受感动。

　　一场战争的胜利或失败，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到一点去研究，倒也不复杂，这就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就西路军的主观因素而言，这支红军的指挥班子是坚强得力的，这支队伍是能征善战的，尤其是他们的战斗作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战争实践锻炼出来的，其特点是“对敌狠、骨头硬、反应快、冲杀猛、战术活”。他们就是凭着这些自身的优势，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在5个月的征战中，共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是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十分关注的历史大课题。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他写道：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其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河西走廊是条‘弄堂’，两万多部队在从山丹到凉州三百多里的地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既不能建立根据地，又不能‘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其三，“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他在张国焘长征路上搞分裂的问题上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他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其四，“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

　　徐向前一直把陈昌浩的安危挂在心上，把失散的战友挂在心上。他在和毛泽东谈话中，曾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说来凑巧，就在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两个多月，8月14日他到洛川准备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天在街上与陈昌浩相遇了。陈昌浩穿着一身便衣，见到徐向前无比激动，问长问短。他说：“你大马营走后，我一直闹肚子，病愈后那个房东老乡送我去汉阳老家养了段时间……”徐向前终于又见到了老战友，他高兴地向陈昌浩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不少失散的同志都陆续回来，就是你音讯全无，叫人想啊！现在回来就好了。”

　　〖26.出席洛川会议。走上抗日前线，头三脚踢得好〗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近代史中极不平凡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西南郊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借口在所谓的演习中听到一声枪响，并发现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县城搜索，野蛮无理地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件像一声炸雷，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革命根据地延安。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在延安联名给蒋介石通电，请缨杀敌，为国效命。同时致电第二十九军将领，愿为其后盾，与日寇决一死战，支持他们抵抗日军的侵略。为了动员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徐向前正以满腔热忱、满腔仇恨，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在延安窖洞里，他几乎天天都把目光盯在全中国地图上，将日军侵略的势态用蓝笔标志在地图上：北平、天津先后陷落，蓝色的箭头又指向了南口，居庸关和华东的淞沪地区。徐向前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无比愤慨地自语：

　　“企图速战速决，五个月内灭我中华，白日作梦！”

　　在极其严峻的情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陕西省的洛川，石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沿洛河南下，两天走了90公里，于14日傍晚抵达洛河的中游重镇洛川，住在城关的一所教堂里。因会期和会场都还没有定下来，他和一些领导同志在城里住了8天。洛川的城池虽然不大，可历史比较悠久，早在北魏时就开始设县。抗日战争前，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的交界地。会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此处是延安与西安的中间部位，便于红军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徐向前到了冯家村，住在一户不算富裕也不算穷的农民家里，独门独院，整齐干净。毛泽东住在村西南的村塾学堂，是两孔窑洞，靠路边，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就是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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