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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白雀园,是黄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旧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一提它,就像说到地狱一样。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和许多史书中,“白雀园肃反”成了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一页!

  那是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①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在白雀园红军总部驻地抓人很多。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在此前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又不断发出指示,强调要肃清混入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并杀害。徐向前比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在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要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审查;知识分子和读过几年书的全部审查。一桩桩案子使徐向前既不明内情,更难以理解。

  ①“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从大革命失败,到近几年的革命战争,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无数战友丧生,使活着的人,都从心底有一种仇恨。徐向前对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特十分憎恨。他永不会忘记,彭湃、杨殷等一些革命领袖都是因内部叛徒出卖而丧生的。战场上,敌我阵线清楚:头顶青天白日帽徽的是敌军,帽子上闪耀五星的是战友。可是,在无形的战线中,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使你难以分辨。由于这种原因,徐向前和许多红军将领认为:

  既然内部有混进的“改组派”、“AB团”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坚决清除。何况是中央的指示。可是随着“肃反”的发展,被捕的人增多,徐向前心中迷惑起来:反革命怎么这么多呀?有些同志,打仗挺勇敢,冲锋在先,退却压后,一夜之间也成了“改组派”?

  “反革命”,大家都懂得,“AB团”是什么?“改组派”又是干什么的,连徐向前都不明白。“肃反”,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干部的事,指挥打仗是他这个军长的事,他不得多问政治委员的工作。半年前,曾中生任军政委时,他们二人还经常交谈,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内部情况,彼此交换看法。自从新任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来了以后,他们彼此很少谈心。这位吃过几年洋面包从莫斯科回来的政委,除了打仗听总指挥的意见,平时工作,特别是“肃反”这类的纯属政治委员份内的事,从不和徐向前商量。抓人、审讯到枪杀人,徐向前都无权过问。

  忍让,宽容,尊重政治委员,是徐向前的一种品格。他尽管感到这位新任的政委有些毛草行事,但喜欢他泼辣、果断的作风。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块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是张国焘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他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来越严重。

  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徐向前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这一夜行军,路上比较平静,他骑在马背上,打着盹,计划着下一步行动。黎明已经来临,马背的“床”上冷风凄凄,难以入睡。他跳下马,在路上小跑几步,停下来,等候着在队伍后边的政治委员,要和他研究部队驻下后的一些工作。

  在路旁等了片刻,陈昌浩骑着马过来了。他看见总指挥步行,也不得不下马来同步并走,谈着工作。天蒙蒙亮了,徐向前忽见队伍中有两副担架上抬着人,上面盖着白被单,就随口向陈昌浩问道:

  “那是谁负了伤?”

  陈昌浩说:“不是伤员,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么反革命,还抬着走?”

  陈昌浩说:“把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

  徐向前又是一愣。好久说不出话。关于敌人策反的事件,他们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许继慎没问题,为什么还中敌人的离间计呢?周维炯又是什么问题呢?

  他更说不清,想不通。

  徐向前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陈昌浩没回答,快步向前走。他像是难言和理亏。

  许继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和攻打武昌作战。两年前被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说:“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如今还是把许继慎抓了起来。怎么抓的,徐向前一无所知。

  关于周维炯被捕,徐向前更百思不解。这位师长,是河南商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商城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党的工作。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首建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他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他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队伍缓缓前进,徐向前心情沉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总指挥,只有在战场上拚杀、指挥部队的权力,在平时政治斗争中,他的地位竟如此低!他手下的两个师长犯了什么法,连通报一声都没有,就逮捕了。往后让他这个总指挥怎么带兵!

  他想行军到达目的地,应找陈昌浩他们再谈谈。他不能袖手旁观。

  红军大部队,经过两天行程,又移驻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往日红军一进到这片土地,指战员都像回到家,几乎不等分房子,战士们便被老房东拉进门。区乡政府的干部们奔跑着,忙来忙去,筹备粮草;妇女会的人抢着为红军战士缝补衣服。可是,红军这次到来,人们似乎不像从前那么热情了,村里村外,冷冷清清。这个变化,徐向前立刻意识到了。他想准是与地方上正大搞“肃反”有关。一打听,许多乡区干部和党员被关押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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