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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徐向前把黄安说成“家”,这里不仅是他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起点,也是他妻子程训宣的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每当红安县来人,他总是挤出时间接见。他知道笔者到大别山、红安地区访问过,谈话中常常像拉家常一样,说过去,论当今。他曾经满怀深情地向笔者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黄麻武装起义,攻打县城的农军从这里集合出发。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又是在七里坪。

  七里坪镇上,最早出现了一条“列宁街”,一所“列宁小学”。1931年11月7日,两万多红军和数万群众赤卫队、妇女团、儿童团,一大早都排列在镇西门外河滩上。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清澈见底的倒水河,湍湍流动。

  红旗、战马、刀枪的影子,映入河面。年仅30岁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天格外精神焕发。他身穿洗得平平整整的灰色军服,外披一件深褐色大衣,和新到大别山区不久的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骑马检阅了红军。王树声这位农民出身的阅兵总指挥,从没进过军事学校,没见过正规的阅兵式,他却从徐向前、曾中生等名牌军校出身的人那里,领会了阅兵的一套规程,把这天的阅兵指挥得庄严、热烈、井井有序。此时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共六个师三万余人;地方赤卫军共十五个师人数约两万之众。

  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来了。特别受人注目的是张国焘。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共产党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5月初,当张国焘刚踏进鄂豫皖边区大门时,红军中一些领导人怀着敬仰而又疑虑的心情,迎接这位中央的“钦差大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①中,毫不掩饰地写下他刚进大别山的情景:

  ①《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出版。

  “……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焘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能全权代表中央,此来是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徐向前对张国焘以及沈泽民、陈昌浩等领导人的到来,心里是高兴的。他眼看着苏区与红军大发展,深知自己难以驾驭这个局面,由党中央派高层领导人坐镇,感到今后好办了。他知道这位张主席经历不凡,北京大学学生,领导过学生运动;

  1921年和陈独秀、李大钊齐名在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曾被聘请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在武汉时期与徐向前有过一面之识。张国焘来到大别山区半年后,才和徐向前见面。张国焘见到徐向前后,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

  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从此之后六年多,徐向前是在张国焘领导下,征战大别山、大巴山和雪山草地,曲曲折折,发生了一桩桩令他困惑、难堪和痛苦的事。

  1931年秋季来临,大别山区老百姓正兴高采烈忙秋收,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

  新任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发动了黄安战役。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

  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敌人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军六十九师两个旅四个团防守城市,另有四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

  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部队按预定计划展开后,徐向前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①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又以主力三个师,包围了黄安城……

  “我军经过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全部的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

  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①《故乡的战斗》,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徐向前就是这样,以从容不迫的风度,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红军围困黄安四十三天,最后一举攻破。黄安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

  黄安城乡在欢庆胜利,北线敌军正不知红军动向,徐向前挥戈北上,发动了第二个战役——商城和潢川战役。

  商城和潢川均为豫东南军事重镇,是国民党围攻红军重要的屯兵之地。敌第十二师驻潢川城区,第二师和独三十三旅布置在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敌五十八师和四十五师等驻商城和以北的固始地区。关于商潢战役的经过,徐向前在《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①一文中写道:

  ①《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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