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手记(5)_张泽石

五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对付敌人审讯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翻译官”

　　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军官抢着说：“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

　　他说：“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正说着，一个南朝鲜人进来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中尉先生，运来的战俘都进了帐篷，吃饭是不是开始？”

　　中尉点了点头，随即将我介绍给他：“朴，张的英语比你好，汉语更不用说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负责了，你只负责卫生。”朴斜瞪了我一眼点头哈腰地走了。

　　我立即表示要整理队伍分发饭团。中尉说：“好，你让伙房的伙夫把饭送到帐篷里去分发，你安排好后立即回来用餐。”他想了想又说：“我先陪你去走一趟吧！”

　　他先带我走进伙房，叫朴把伙房的伙夫介绍给我，并说明以后由我负责分饭；又领着我和伙夫们将饭食送往各帐篷中去，叫我请出两位年纪较大的难友临时负责分发。这时，我趁机在难友中查看有没有我们团的领导人。我心里很矛盾，既希望他们都突围出去了，又想见着一两位团党委领导，好在他们领导下开展斗争，特别是希望尽快向领导上说明我主动争取当“翻译官”的意图，免得被误解为想当汉奸。

　　中尉一直跟着我，当南朝鲜伙夫们动作太慢时就大声斥骂他们。

　　等我们分完饭回到营部时，中尉从一个铁皮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他指着上面印的“C－RATION”字样说：“这是我们士兵们的‘日供应’，这就是你今天的定量供应。”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铁筒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口袋，里面装有一盒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纸质火柴。我认真地表示希望自己和难友们享受同等待遇。

　　克劳斯仔细地看看我说：“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区别对待，你是我雇用的工作人员，尽管你的身份是战俘，我们美国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上签了字的，我不打算违反它。”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说要是对待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就好了。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既然是这样，我谢谢了。”

　　饭后，我把肉食罐筒带上，对中尉说我要去看看伤员和病号，便到几个帐篷查看了一下，把两位正发烧的重病号扶到医务室去请美军军医给他们打针吃药。当我向那位军医致谢时，他也说：这是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我不禁想：要是所有美国军人都这么遵守公约，战俘营生活也许并不可怕吧！

　　在送难友们回帐篷时，我把罐头塞在了他们的上衣口袋里。两位难友竟然握着我的手呜咽起来。这使我非常难过：难友们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温暖啊！

　　§骨气

　　正当我往回走时，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怪笑，我扭头一看，在营外一根电灯杆下，一个站岗的美军正将手中的烟一根根折断了往铁丝网里扔，而我们的一群难友正左右跑着，去抢地上的烟头。

　　我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声：“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

　　那些难友看看我臂上的袖标，勉强回到了帐篷。我跟进去对他们说：“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看到难友们那憔悴的面容，我心颤了一下，又说：“从部队被围后，大家都没闻过烟味了。我这里刚好有盒烟，都来一支吧！”我取出那盒美国幸运牌香烟请大家抽，但难友们低下头谁也不伸手了。有位大个子难友竟抱着头抽泣起来。我过去把烟和火柴放在他跟前，赶快扭头走了。

　　这天晚上，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我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敌人将如何对待我们，而是难友们在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挫折，环境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消极情绪！我该怎么去扭转这种情绪，使大家尽快准备好迎接各种危难艰苦！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指导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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