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44)_力平

四四

　　十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十一月十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联等。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十二月四日到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六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联等。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六十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一九六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九点六，一九六八年又比一九六七年下降百分之四点一。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一九六七年五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萧华、杨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十二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一九六九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江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二十二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四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一九七〇年二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

　　三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一九六九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一九七〇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二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九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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