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33)_力平

三三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八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七月十日到十二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财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账；（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七月十八日、二十一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十五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要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十六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七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恩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五九年的路子继续一九五八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一九六〇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七千万人搞钢铁。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九上升到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一点五倍，而农业总产值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一九六〇年七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做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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