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43)

四三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语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虚弱，正在康复当中。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怎么能随便外出呢？再说，总理目前的健康状况，叶帅是清楚的。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叶老帅在电话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语。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您知道，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后回答道。

　　他老人家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一些。他关切地说：“还有一些时间，你作好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我觉得此事责任重大，不让我跟任何人讲，心里有点不踏实，起码要先跟邓大姐通个气吧。我很快将叶帅交代的任务报告了邓大姐，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工作，等待通知。”邓颖超听了我的汇报后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数的。

　　周恩来住在三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

　　“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他老人家仍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故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

　　便将电话挂断了。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今天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叶帅。

　　叶剑英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等情形后，用相当慎重的语气向我交代说：“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他讲完后，叮嘱再三：“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关于出发的时间，你们等待通知吧。”

　　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周总理赴湖南前，他们已议论过多次，觉得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由他亲自去一趟长沙，向毛主席当面陈明情况，可能有利于解决“组阁”等重大问题。

　　12月23日，由警卫科长、警卫员、协和医院的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保健医师张佐良及护士许逢生等人随同周恩来，由西郊机场乘专机直飞长沙。

　　我们在近中午时抵达长沙市，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周恩来午饭后小憩不到一个小时，便在床上按电铃叫人，值班警卫员、护士、医生等人进入总理卧室，刚开亮电灯，他就问：

　　“洪文同志来了吗？”

　　“还没有到。”有人回答道。

　　大家劝总理再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养养神。他不肯，坚持要起床。我们只好帮他更换衣服，到客厅休息。

　　专家们闻声急忙赶到周恩来卧室外等候。他们主要担心膀胱癌出血，也怕过于劳累诱发心脏病或其他不舒服。我们都牢记叶帅再三交代的，要总理安全返回北京的重托。这使大家都感到肩膀上的分量很重。所以，不敢稍有懈怠，一听到有点动静，马上主动地赶来了。

　　周恩来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等了一会儿，似乎有点焦急。他不时地站起来，到走廊里漫步，有时到大门口去张望。大约在下午5点钟，周恩来刚回到客厅坐下一小会儿，有人来通报说，王洪文到了。

　　王洪文进入门厅，一见到周恩来，在握手时就连忙解释：“昨晚上有点事，睡晚了……”

　　周恩来未等他再往下解释，便用不太高兴的口气说：“你这么晚才来，主席已经起床了，在等我们呢，我们走吧！”

　　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的院子不大，坐汽车一忽儿便到了毛泽东住地1号楼大门口。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迎候着，他们引周恩来与王洪文去见毛泽东。

　　在1号楼的门厅里，我见到了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他是随王洪文一起来长沙的。廖是上海人，二十几岁。此人甚健谈，喜交际，据说是王洪文在上海打天下时的小兄弟。

　　周恩来外出，一向轻装简从。此次来长沙面见毛泽东，和毛泽东同住一个院子里，两座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假如他的健康状况许可，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去开会，肯定是步行往返，决不会坐汽车的。

　　这次，周恩来只有一辆座车，每次去1号楼，只有一名警卫和一个医生随同前去。保健医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每次都跟着，随周恩来到长沙的其他人员都在2号楼待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科长随同周恩来到了1号楼，总理便进主席房间去谈工作了。不知何故，那一天，王洪文没有去。我们在门厅里等候，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走过来与我们坐到同一张大沙发上。

　　“你们要记住，从现在起，不管谁到你们那里去，都不许跟别人讲，一定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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