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40)

四〇

　　“春桥同志，我觉得那张病理报告单还是不要改动的好，至于跟总理怎么说，我们回去会商量妥当的……”言不尽意，不吐不快；我抢在他发作之前，赶紧补充道。

　　我说话时，看到张春桥脸上神色变化的瞬间，脑子里忽然冒出来我初次看见张春桥的情形。记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时许，群众大会结束后，各路游行队伍经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大概毛泽东感到有点累了，他进入城楼大殿内，在面向大殿正门里边的大沙发上靠着吸烟与小憩。

　　通常，在这种时候，除了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跟前谈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两侧沙发上休息外，不仅我们工作人员，即便是领导干部亦很少从主席面前走来走去的晃悠。

　　就在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满头乌发，长方形脸盘，眉毛浓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着棕色玳瑁边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熨烫得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双眼直视前方，不顾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给人一种小人得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刚刚调来北京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大红大紫的实力派人物张春桥。

　　这时，张春桥走到大殿中央大门口，正好挡住毛泽东的视线。他站在那里，用手抬了一下眼镜架，双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参加集会的、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和通过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他们或手执彩旗或捧着鲜花，向城楼上狂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张春桥好像也在大模大样地接受群众的欢呼。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张春桥，已今非昔比，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位权势很大的人物。他平素颐指气使，动辄训人，不可一世。今天，我这个小大夫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同他较真儿。我那时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做起事来仍有点愣头愣脑的不计后果。因为一心只想着给周总理及早住医院治病，才斗胆向首长“进言”。心想，要是真的冒犯了张春桥，到时候叶老帅和汪东兴总会帮我说几句公道话。

　　张春桥平常少有笑容，这时板着的面孔拉得更长了。我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便见他呼吸急促，不停地吸烟，眼镜玻璃片后面的那对黑珠子瞪得溜圆，向外凸起。他终于发怒了，涨红着脸，用右手在茶几上使劲地一拍，站了起来，此刻失去了平常看来有点做作的“绅士”风度，这个在沪上呆久了的山东人，以略带一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斥责道：“张医生，你不理解？你……怎么这样说话？啊？”

　　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低着头，没有马上同他争辩。稍停片刻，待他消消气，我还是要将心里话说完。再说，让我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就得代表周恩来医疗组发言。我看了看叶帅和汪东兴，他们两位的脸上比较平静，我又“斗胆冲天”地发言了：“春桥同志，我是个医生，领导上把我派在总理身边做保健工作，我日夜随侍在侧，眼见着总理每次排尿时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着急，看不下去，心里有一种负疚感。因此，只希望中央尽早下决心让总理住院治疗。早治疗就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总理也可以早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件事主要是个时机的问题，我想您肯定是理解的。”

　　张春桥的怒气尚未完全消掉，他像是一下子被噎住了，只是狠狠地朝我干瞪眼，半晌没有吱声。

　　会议沉默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叶剑英还是汪东兴说：“你们不要急，你们的心情能理解，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才站起来握手告辞。

　　这件事，使我后怕了好长时间，周恩来故世后，我坚决要求调离中南海，得到了邓颖超大姐的理解和叶帅的帮助。此后，虽然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挂名，实际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进修。三　一医院的领导和同仁们对我多方面的关照，迄今我依旧铭记在心。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四人帮”会这么快垮台。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在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及电灼术，那时肿瘤较小，治疗效果显著，血尿很快消失。但治疗后只间隔七个月，即同年10月便复发了。第一次肿瘤复发，可能由于术后休息不够、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加之诸多不愉快的心境等因素，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进行第二次膀胱镜检查与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了，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渐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但是，周恩来的工作仍未能停下来。医疗组成员都很着急，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我，把总理的血尿标本装在透明的玻璃瓶内直接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现场，让党中央领导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亲眼目睹血尿的严重情况。呼吁党中央尽早批准总理住进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和休养。有时，也请吴阶平院长陪同我们一起到京西宾馆、钓鱼台等处见中央领导人。

　　我们到张春桥那儿，他面无表情，看似严肃，实际上是冷冰冰，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我们；那位王洪文副主席的态度好像随和一点，但也不过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应付着，不解决任何问题。

　　唯有到了叶剑英那里，就像回到了家，见到了亲人。在他面前，我们无话不说。他对总理感情至深，询问总理的病情最仔细，待我们非常亲切和热情。他不仅了解、理解、体谅和关心我们，还帮助我们出主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接触叶帅多的几位专家，都有这种感觉。

　　周恩来的病在一天天地加重，血尿量增多，经医疗组讨论，认为不能坐等上面的批示，决定在周恩来住院前，先在西花厅家里输血。根据小便中失血量的多少、血液化验中血红蛋白丢失的情况预定每星期输血两次，每次输血200毫升。如有必要，可以临时决定增加输一次血，也是200毫升。

　　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故，共输血89次之多，但没有发生一次哪怕是极轻微的输血反应。这样长时间、大量输血而没有发生任何反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一个奇迹。这个工作，多亏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的亲临指导，也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同人们不辞辛劳、长期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之结果。

　　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正躺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吴蔚然、两个护士和我共四个人。输血大约进行了四十多分钟，输液瓶里还剩下不到1／4的血量，周恩来亦已入睡，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时，忽然听到房门下边地毯上有淅淅沙沙的声音，大家注目一看，见是从门外塞进来一张纸条，我过去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王副主席的廖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总理到大会堂去参加政治局会议。”纸条的落款是总理的秘书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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