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3)

二三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她向周恩来介绍说。

　　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白底蓝条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大会堂等地方见过周恩来，都没有靠近过他。但伫立在总理面前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我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嘱咐：“保健医生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此刻，我内心虽感到有点紧张，但尽力克制住，保持镇静和注意言谈举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那副“尊容”：一定是融兴奋、激动、紧张、不自然于一脸。

　　我看见年近古稀的周恩来面部气色很好，皮肤白皙略微红润，细看有一些“老年斑”。他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的落腮胡子刮得发青，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

　　“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家乡在什么地方？”他面带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继续擦脸，并用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问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乡在浙江硖石，幼年时由大人领着去过几次，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了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经过补习文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将事先准备好的“腹稿”简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有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共两个。”

　　“好么，你来了，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一面，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也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还不会相信呢。”我们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后，邓颖超说。邓颖超苦费心机安排在“第二办公室”让周恩来见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应得到他的认可。虽说我被周恩来初次召见是在卫生间，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间有了长达十年的缘分，直到这位人民的总理告别人间。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我可将卧室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划，到后来则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我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我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人家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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