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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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