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

二

　　【上篇：来到周恩来身边】

　　我出生在上海，1937年爆发“八一三”淞沪战争，那年我仅是个5岁的小孩子，日寇飞机轰炸闸北火车站一带，我家开的小商店被炸毁，母亲当即身亡。开战那天，我和父亲恰好住在南市区故得以留下性命。但不多时，我们父子二人投亲靠友无着，身上一文不名，一时回不了乡下老家（浙江硖石），迫于要活命故无奈地住进了浙江同乡会办的难民所。父亲因受尽了亲友们的种种奚落和羞辱，使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他终于服毒自尽，我便成了孤儿，继而成为地地道道上海街头的“三毛”。第二年，有人领养了我，把我带到苏北启海地区。

　　那时，日本鬼子占领着苏北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抗击日寇侵略、保护人民利益。如今只有在《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中才见到的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便是抗战时期的真实写照。日寇时常到乡下进行大“扫荡”，“围剿”共产党新四军，实行“三光政策”，三天两头见到火光浓烟、耳边枪炮声不息，命案时有发生，什么叫“国破家亡”，什么是“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我是切身感受到的。

　　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北启海地区农村，不同于山明水秀的江南田园风光，那里土地开垦的历史较短，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块块长方形条田一年四季绿油油的，庄稼长势极好，尤其适宜于种植棉花。那里河沟纵横，人口密度不高，村舍排列整齐，呈现一派物富民丰景象。解放后，那里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高产区。

　　日寇投降后，1946年夏季启海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但好景不长。是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地主老财组织还乡团尾随而来。敌人一来便抓人杀人、收回土地、反攻倒算，对共产党新四军、民兵、妇女会、贫下中农，甚至儿童团进行报复。反动派军队由土生土长的还乡团引导，他们的报复行动屡屡得手。苏北老百姓再次遭受劫难，农民纷纷参加新四军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大多数年长我几岁的小伙子加入新四军主力部队去打大仗，我随后参加了新四军地方武装打游击。

　　1949年渡江作战前不久，我所在的新四军地方武装“东南警卫团”，此时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警备二团，被编入正规部队序列。

　　渡江作战前，部队不仅改了番号也换了着装。原来新四军穿的灰布制服一律改穿草黄色军装，军帽上缀一枚金黄色边的红五角星，左胸前缝上一块8×4厘米布质、白底、红框、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标识。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崇明岛战斗，结束剿匪后驻防崇明堡镇港，后移防南通市。

　　全国刚解放，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响完没有多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且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唇亡则齿寒，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政府迅速组成了志愿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到“保家卫国”战斗中去。

　　1951年底，我也请缨参加抗美援朝，获准后被编在新组建的华东军区新兵第三十八团，排以上干部开拔到徐州附近集训待命，后因板门店和平停战谈判有转机，1952年8月，按照上级命令，撤销三十八团建制，所属人员一律返原单位。我未当成志愿军，没有到过朝鲜前线成为终身憾事。

　　朝鲜战争即将和平解决，仗快要打完了，今后，我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赶也赶不掉。

　　当时，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还不久，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为减少国家经济负担，军队要实行精兵简政，既然不打仗了，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部队了。部队首长动员部分指战员要响应祖国的号召，服从命令听指挥，由上级统一安排复员或转业，积极参加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且有少数部队成建制（以师为单位）地开到祖国边疆屯垦戍边。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跟我讲明道理，指明有三种选择：复员、转业，或是上学去。我一听，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学去。这一年冬天，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筹办的卫生干部学校（简称“卫生干校”）报到，学习数理化一年。

　　根据中组部、高教部及卫生部联合指示精神筹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从军队及地方在职干部中招收学生，培养卫生行政管理干部。招生对象为年龄在25岁以下、共产党员和五年以上军龄的优秀卫生干部，通知发到各专区人事与卫生主管部门。那一年，我刚20岁，其他条件亦符合招生要求，故从军队转业到南通专区等候上医卫生干校入学通知书。

　　在等通知期间，先到专区卫生科任行政22级科员工作，其时，军队仍实行“供给制”，地方已改为“包干制”，每月发给我28元人民币，包括吃饭、穿衣等一切生活费用都在内，缺少不管，多者归己。那时物价便宜，在南通市每月交上六七块钱伙食费便吃得蛮不错了，当然只是吃些猪肉、豆腐和蔬菜之类。

　　城市里各影剧院对军人实行优先购票，且是票价减半。我转业到了地方虽说享受不到军人半价等优待，由自己掏腰包买全票，但周末看电影或京戏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部队正处在精兵简政，以压缩军费开支时期，苏北军区与南通军分区部队停发了菜金，令部队“生产自给”，即自己种菜、养猪养鸭及捕鱼捉蟹等来养活自己与改善生活。

　　我当了几年兵，习惯于纪律严明、生活紧张、办事干脆，与人相处坦率而不用心计，刚到地方机关工作感到不习惯，有点适应不了。一般说来，那时地方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要比部队干部高些、知识分子多些，有的说话慢悠悠、文绉绉，比较含蓄，甚至拿腔拿调，显得城府较深，真使人难受。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我那缺心少机、直肠子脾气至今仍改不过来，为此亦吃过不少苦头，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不过，年过花甲的我，无论在大学或其他工作单位还是有些好朋友，因为有人愿意交我这样的朋友，这大概属“鱼找鱼，虾找虾”之列吧。这些都属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没有多久，我们便接到了上医卫生干校的入学通知书，专区卫生科的同事们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中许多人都以羡慕的眼光与我们握手道别。

　　我们从南通天生港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同行者三人，都是转业军人。我们坐的是三等舱，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棉布中山装。头戴棉军帽，脚穿黑棉布鞋，在上海人的眼里我们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乡巴佬”似的。我虽说是个“老上海”，但离开上海漂泊14年，如今回到上海来读书，真可说一声：嗬，上海啊，我们久违了！

　　第二天早晨，轮船将要在外滩码头靠岸的时候，我们急忙从船舱里跑到甲板上面来看热闹。昔日大上海的高楼大厦立刻映入眼帘，依旧矗立在黄浦江西岸，路上行人来去匆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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