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92)_虚阁网

一九二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淡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

　　可是，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的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了，他的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没有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

　　这年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很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他的秘书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说：“这一段时间，朱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我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一九六七年，对于朱德说来，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二十九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余下三十七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不久，康生在谢富治送审的报告上批道：“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四百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九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八十二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萧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五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十一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在九大开幕前夕，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在九大后开始全国性的备战工作，并决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陈云去南昌；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后去郑州）；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十月十八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回忆说：“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常随后，住进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宾馆，在这里居住了九个月。

　　在广东的这些日子里，朱德的生活虽然清静，却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

　　平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离开广东返回北京，住进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没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夺取更多权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打头阵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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