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82)_虚阁网

一八二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外出视察的报告》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

　　“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贸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贸局长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朱德两次都到会讲话，阐述对外贸易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他还提出：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朱德认为，我国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太死，影响外贸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调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视察东北后提出：“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十日，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继续注意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认真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他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更加系统地阐述他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思想，尖锐地批评“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国际有利形势的。他说：“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上面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对头的了。”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张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他说：“我以为不应当在内销和外销究竟谁应当服从谁这个范围内打圈子。年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杜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证满足国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须积极地扩大对外贸易。”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早就说过：“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他说：“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

　　他主张加强国际问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的投资。他多次说过：“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有些产品如石棉、硼砂、铁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建矿，以矿产品还账。”“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现钱，货物也可以。”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创收外汇，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李先念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有许多房子，可以利用起来，办成国际旅游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

　　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又说：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统一起来，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钱。把游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庙字都搞起来，一是对内服务，一是对外服务。”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三年“大跃进”。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右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方针性错误。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椎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总路线、“大跃迸”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做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以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破坏。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上述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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