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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筒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计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朱德对此是赞成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发展轻工业。他在《意见》中说:“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产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也是发展轻工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工业建设中,朱德很重视利用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矗广东的丝织业是有着历史传统和良好基础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广东应该多发展养蚕事业,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对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并适当贷款,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

  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见》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因此,军人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效益。”朱德鉴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他在《意见》中说:“过去对沿海工业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烂。

  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但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结合以合理地扩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来解决问题,就会是错误的作法。”朱德对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两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的观点。《决议》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也更具体。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柬,可以畅所欲言。”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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