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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


  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回忆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一九七一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一个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如果饭菜剩了,他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为了不使他吃剩饭剩菜,厨师就严格地按他的饭量做,吃多少,做多少。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时再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他对厨师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

  有一次,机关供应站进了一批对虾,邓师傅买了几个精心烹好,上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者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记住,以后再有对虾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总是非常简朴,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汀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服装,也只有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眼。

  他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行李——还是战争年代开始用的绿色的被褥,绿色的挎包,绿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预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喝;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早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房间收拾干净。他到哪里,都说好按规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类招待,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

  有一次,他去山东视察,正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干部知道朱德很称赞莱阳梨,就装了两筐,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他坐的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他发现了。朱德立刻把随行的工作人员找来,严肃地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只能照他的意见办了。

  朱德坚决反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中有些人自以为可以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利的错误思想。他自己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利益。他的儿子朱琦、女儿朱敏,小时候都没有在他身边生活。

  朱琦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朱德立刻要他到部队基层去当普通士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右脚致残,只好转到抗大行政部门工作。一九四八年在石家庄,朱琦带着他的爱人来看父母亲。他们结婚已经有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来见父母亲。朱琦说,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将转业到地方去工作。朱德嘱咐说:转业到哪里,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后来,朱琦由组织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当练习生干起,再当司炉,而后才当上司机。五十年代初,朱德在一次外出中,坐了儿子开的火车。朱琉事先不知道。火车到目的地后,朱德见了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渍的儿子,为他学到了开火车的本事而高兴。

  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一九五三年,朱敏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朱德就要她搬到学校去住单身宿舍,嘱咐她不要常回家,要好好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没有建起来,她就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四年。

  朱德常对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

  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祝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当官,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于什么。”朱德以身作则,清廉自律的作风是始终一贯的,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人没有不深深感动的。前面所说的,只是建国初期他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时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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