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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


  董必武诗中所说的“此日江南一例欢”,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进步人士的心情。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的很多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与迫害,出席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为朱德祝寿而举行的座谈会,并在一块红缎上签名留念。

  为朱德六十诞辰祝寿,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而举行的一次动员。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正在伏案撰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用笔倾注她对中国革命、对朱德的敬爱之情。

  史沫特莱曾经在一九三七年初到延安。在那次采访中,她打定主意写一本朱德的传记。她对朱德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中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后来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但一直关切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渴望重回中国”,“希望恢复自一九三七年中断的与朱德的谈话”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这种可能是由于美军观察组的到达才出现的。”又说:“此刻,我们特别怀念那些最早给我们以援助并在敌后为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作出牺牲的美国人。在他们当中,我们经常谈到你。”

  “我切盼在可能的情况下,你能重来中国住一段时间,以便了解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在你离华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许多变化。”

  信的最后说:虽然胜利在望,但是中国的反动势力仍在负隅顽抗,有时甚至比过去更力顽固,更为残暴。“他们的政策不但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的灾难,而且最终将造成他们自身的毁灭。而这里,正象世界各地一样,潮流是正朝着人民胜利的方向前进。”一九四五年底,朱德接到史沫特莱托董必武带回的来信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又复信史沫特莱,说:“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虽然遭到了中国反动派(在美国反动派的怂恿和合作下)的破坏,然而我和所有的同志都坚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反动派的阴谋,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终将为中国人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所击败。”“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

  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着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也就是朱德六十寿辰到来的时候,史沫特莱又写信给朱德:“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看来,表示伤心毫无用处,然而我必须这样做。我不得不向您倾吐我沮丧的心情。

  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您嘱我相信中国人民,您还指出您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您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尽最大努力为中国工作,但是日前在美国进行这一工作是很艰苦的。”从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往来函电中,可以看出,朱德和他所献身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已赢得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人们的尊敬、理解和支持。

  朱德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尽管朱德得到人们由衷的敬爱,但他总是那样谦逊。他说过:“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这样的话,他讲过多次。

  朱德刚刚度过六十寿辰,蒋介石、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步伐更加紧了。十二月十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边区军民:“从备战动员转入战斗动员,坚决粉碎蒋胡军的进犯。”一九四七年元旦,朱德发表广播词,指出:“今年的一年,将是中国人民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他提出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头一条就是:停止反动派的进攻,收复失地。

  二月一日,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朱德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革命高潮的基础仍然是土地革命。土地问题解决得愈彻底,我们胜利的把握愈大,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去年最大的成绩是土地改革,杏则战争的进行没有那么顺利。东北能够站稳脚跟,也是靠土改。我们打这么大的仗,部队有饭吃,就得靠土改。上改要一村一村地搞。你来打,我就打运动战;你不来,我就搞土改。部队打出去以后,除了打仗就要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正象朱德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军队由于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受挫,到一九四七年初不得不转为重点进攻,将进攻矛头集中指向山东和陕北。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进犯陕北,企图以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消灭西北解放军来鼓舞沮丧的士气。三月,胡宗南等部以二十五万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犯。三月八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战斗动员大会,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朱德说:“我们今天开动员大会,为什么动员呢?国民党蒋介石已把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和平谈判的使节送回来了”。(指蒋介石要京、沪、渝卫戍警备机关限令留在上述三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在三月五日前全部撤回)“蒋介石已经关死了和平的大门,要坚决打内战下去,我们当然也只有打下去。”“胡宗南进犯延安,大家要动员起来,打垮他的进攻。打胜仗不是容易的事情,大家一条心,真正不怕死,就能打胜仗。”“民兵的战法是一方面要打仗,消灭敌人,另一方面要坚壁清野,到处埋地雷,使敌人进来,一点东西找不到,只剩下空窑洞,他将进退不得”,“敌人就愈多愈会感到进退两难,困也困个半死,大军一到就更容易消灭它。”“正规军有民兵,就会打得更好;民兵有了正规军,也就愈打胆越大。这次我们决心要打胜仗,要在边区里面消灭胡宗南。”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二万六千兵力,将胡宗南部的大多数吸引在陕甘宁边区给以打击。这一天,朱德和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撤出延安,向瓦窑堡、清涧一带转移。二十日,在子长县王家沟同于十八日晚和毛泽东一起撤离延安的周恩来会合。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七天,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了青化砭战役歼敌三千人的胜利。朱德得知这一捷报,兴奋地来到子长县好平沟的一座小庙看望从延安迁来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叮嘱播音员,查清战果后就要把青化砭大捷的消息播向全国。

  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于长县任家山,同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三天后,又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讨论中共机关是否留在陕北和领导人谁留下来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的几位书记都表示愿意留在陕北。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三十一日,朱德和刘少奇从陕北绥德县石嘴驿出发,东渡黄河。行前,朱德召集中央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叮嘱说:“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他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他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望远镜拿来,亲手送给骑兵连长,说:“你们担负着武装侦察的任务,是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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